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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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塔希提不久，便遇见了尼科尔斯船长。那天早晨，我在酒店露台吃早餐，他走过来跟我搭讪。他听说我对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很感兴趣，所以想来跟我聊聊这个人。塔希提的岛民对流言蜚语的热爱并不亚于英国乡村的农民，我先前问过一两个人有没有斯特里克兰的话，看来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我问这位陌生人是否用过早餐。
“吃过啦，我很早就喝过咖啡了，”他回答说，“但我不介意再喝点威士忌。”
我招呼了酒店的中国服务生。
“你不会觉得现在喝酒太早了吧？”船长问。
“你得由你和你的肝脏商量之后才能决定。”我回答说。
“其实我是提倡禁酒的。”他说着给自己倒了大半杯加拿大俱乐部威士忌。
他笑的时候露出满口乌黑的烂牙。他是个非常干瘪的汉子，身材偏矮，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上唇有蓬乱的灰白胡茬。他有好几天没刮过胡子。他的脸庞有很深的皱纹，常年的日晒让它变得棕黑；他两只眼睛很小，是蓝色的，看上去非常灵动。它们贼溜溜地转得很快，连我最细微的动作都不肯放过，一看就是那种奸诈的流民。但当时他对我很是热情友好。他穿着破旧的卡其布西装，双手脏得应该好好洗一洗。
“我跟斯特里克兰很熟，”他说，这时他靠在椅背上，点燃了我递给他的雪茄，“他到群岛来，正是我帮的忙。”
“你在哪里遇到他的？”我问。
“马赛。”
“你当时在那边做什么呢？”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哎，我想大概是在沙滩上流浪吧。[151]”
从我这位朋友的外表来看，他现在也很落魄，我准备跟他交个朋友。要跟这些到南太平洋闯荡的白人相处，你需要付出小小的代价，但他们总不会让你吃亏的。他们很容易接近，聊起天来也很热情。他们很少摆架子，只要请喝几杯酒，他们就会把你当知心好友。你无须大费周章也能和他们混熟，如果他们高谈阔论时你肯洗耳恭听，那么他们对你不仅会推心置腹，而且还会感激不尽。他们把闲谈当作人生一大乐事，可以借此证明他们的修养有多么出色。大体而言，他们的谈话还算有趣。这些人见识虽然有限，但想象力却十分丰富。他们算不上安分守己的良民，但对法律还是相当尊重的，尤其是在法律有强大后盾的时候。和这些人打扑克是很容易输的，但他们的精明会给这种世界上最好玩的游戏增添几分特别的乐趣。我在离开塔希提之前已经跟尼科尔斯船长混得很熟，说起来在这段交情中我占了很大的便宜。虽然我请他抽了许多雪茄，喝了不少威士忌（他总是拒绝喝鸡尾酒，因为他其实是提倡禁酒的），虽然他曾经带着施恩于人的气派向我借过几块钱，而且后来也没有还，但我还是认为这些是不能与他提供给我的乐趣等量齐观的。他是我的债主。如果我严格围绕主题来写作，只用三言两语就把他给打发了，我的良心会觉得对不起他的。
我不知道尼科尔斯船长为什么要离开英格兰。这个话题他向来讳莫如深，对他这种人你也不能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反正听他的口气，似乎是蒙受过什么不白之冤，他无疑把自己视为贪赃枉法的牺牲品。我猜想他大概是犯了诈骗或者暴力的罪行，他曾经抨击祖国的政府机构真他妈的死板，我满怀同情地附和他的看法。但令人高兴的是，他在祖国遭遇的倒霉事并没有损害到他狂热的爱国之心。他经常说英国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带着很强的优越感，完全瞧不起美国人、殖民地人[152]、达戈人[153]、荷兰人与卡纳卡人[154]。
但我觉得他的生活并不幸福。他的肠胃不好，嘴里经常嚼着有助消化的胃蛋白酶药片[155]；每天早晨他的胃口都很差，但仅有这种病痛的话，他也不至于如此颓废消沉。他对生活还有比这个更大的不满。八年前他有欠考虑地结了婚。仁慈的上帝指定世间某些男子必须过着单身的生活，但他们有些人由于自身的原因，或者由于他们无法抗拒的外部因素，竟然违背了这种旨意。世上再也没有比这种结了婚的单身汉更值得同情的人。尼科尔斯船长就是这种人。我见过他的妻子。她当年大概二十八岁吧，但她是那种别人猜不出年纪的女人；因为她二十岁时并没有显得更年轻，等到四十岁也不会显得更苍老。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特别紧。她那张嘴唇单薄的脸总是绷得很紧，她的皮肤紧紧地包着骨头，她的笑容、她的头发、她的衣服都很紧，她虽然穿着白色粗棉布服装，但因为总是哭丧着脸，看上去活像穿着黑色的孝服。我想象不出尼科尔斯船长为什么要娶她，娶了她之后又为什么不把她甩掉。也许他经常试图这么做，而让他悲哀的是竟然每次都徒劳无功。无论他走得有多远，无论他藏得有多深，我敢肯定尼科尔斯太太都会像命运般如影随形、像人心般冷酷无情地立刻跟到他身边。尼科尔斯是无法摆脱她的，就像前因摆脱不了后果。
流民和艺术家也许还有绅士相同，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贩夫走卒的粗俗鄙陋不会让他暗生嫌恶，皇亲国戚的繁文缛礼也不会让他如履薄冰。但尼科尔斯太太出身的阶层却很清楚，就是近年来变得颇有声势的下中等阶层[156]。她的父亲实际上是个警察。我相信他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我不知道是什么让她死缠着船长，但我想那不会是爱情。我从来没听见她讲话，不过她在私下很啰嗦也说不定。反正尼科尔斯船长怕她怕得要死。当他和我坐在酒店露台上聊天时，尼科尔斯有时候会发现她正从外面的马路走过来。她也不喊尼科尔斯，根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注意到尼科尔斯的存在，只是不动声色地走来走去。然后船长会很奇怪地感到浑身不舒服，他会看看手表，然后叹口气。
“好啦，我要走啦。”他说。
这个时候俏皮话和威士忌都留他不住。然而他是个能够毫无惧色地面对台风的人，只要身边有把左轮，他就敢于挑战十几个赤手空拳的黑人。尼科尔斯太太有时会派她的女儿到酒店来，那是个七岁的小姑娘，脸色很苍白，总是显得很不高兴。
“妈妈找你。”她尖着嗓子说。
“好啊，乖孩子。”尼科尔斯船长说。
他立刻站起来，带着他的女儿沿着马路走回家。我想这个事例很好地说明了精神是可以战胜物质的，所以我这段节外生枝的叙述至少还算有点教育意义。
我到塔希提不久，便遇见了尼科尔斯船长。那天早晨，我在酒店露台吃早餐，他走过来跟我搭讪。他听说我对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很感兴趣，所以想来跟我聊聊这个人。塔希提的岛民对流言蜚语的热爱并不亚于英国乡村的农民，我先前问过一两个人有没有斯特里克兰的话，看来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我问这位陌生人是否用过早餐。
“吃过啦，我很早就喝过咖啡了，”他回答说，“但我不介意再喝点威士忌。”
我招呼了酒店的中国服务生。
“你不会觉得现在喝酒太早了吧？”船长问。
“你得由你和你的肝脏商量之后才能决定。”我回答说。
“其实我是提倡禁酒的。”他说着给自己倒了大半杯加拿大俱乐部威士忌。
他笑的时候露出满口乌黑的烂牙。他是个非常干瘪的汉子，身材偏矮，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上唇有蓬乱的灰白胡茬。他有好几天没刮过胡子。他的脸庞有很深的皱纹，常年的日晒让它变得棕黑；他两只眼睛很小，是蓝色的，看上去非常灵动。它们贼溜溜地转得很快，连我最细微的动作都不肯放过，一看就是那种奸诈的流民。但当时他对我很是热情友好。他穿着破旧的卡其布西装，双手脏得应该好好洗一洗。
“我跟斯特里克兰很熟，”他说，这时他靠在椅背上，点燃了我递给他的雪茄，“他到群岛来，正是我帮的忙。”
“你在哪里遇到他的？”我问。
“马赛。”
“你当时在那边做什么呢？”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
“哎，我想大概是在沙滩上流浪吧。[151]”
从我这位朋友的外表来看，他现在也很落魄，我准备跟他交个朋友。要跟这些到南太平洋闯荡的白人相处，你需要付出小小的代价，但他们总不会让你吃亏的。他们很容易接近，聊起天来也很热情。他们很少摆架子，只要请喝几杯酒，他们就会把你当知心好友。你无须大费周章也能和他们混熟，如果他们高谈阔论时你肯洗耳恭听，那么他们对你不仅会推心置腹，而且还会感激不尽。他们把闲谈当作人生一大乐事，可以借此证明他们的修养有多么出色。大体而言，他们的谈话还算有趣。这些人见识虽然有限，但想象力却十分丰富。他们算不上安分守己的良民，但对法律还是相当尊重的，尤其是在法律有强大后盾的时候。和这些人打扑克是很容易输的，但他们的精明会给这种世界上最好玩的游戏增添几分特别的乐趣。我在离开塔希提之前已经跟尼科尔斯船长混得很熟，说起来在这段交情中我占了很大的便宜。虽然我请他抽了许多雪茄，喝了不少威士忌（他总是拒绝喝鸡尾酒，因为他其实是提倡禁酒的），虽然他曾经带着施恩于人的气派向我借过几块钱，而且后来也没有还，但我还是认为这些是不能与他提供给我的乐趣等量齐观的。他是我的债主。如果我严格围绕主题来写作，只用三言两语就把他给打发了，我的良心会觉得对不起他的。
我不知道尼科尔斯船长为什么要离开英格兰。这个话题他向来讳莫如深，对他这种人你也不能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反正听他的口气，似乎是蒙受过什么不白之冤，他无疑把自己视为贪赃枉法的牺牲品。我猜想他大概是犯了诈骗或者暴力的罪行，他曾经抨击祖国的政府机构真他妈的死板，我满怀同情地附和他的看法。但令人高兴的是，他在祖国遭遇的倒霉事并没有损害到他狂热的爱国之心。他经常说英国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带着很强的优越感，完全瞧不起美国人、殖民地人[152]、达戈人[153]、荷兰人与卡纳卡人[154]。
但我觉得他的生活并不幸福。他的肠胃不好，嘴里经常嚼着有助消化的胃蛋白酶药片[155]；每天早晨他的胃口都很差，但仅有这种病痛的话，他也不至于如此颓废消沉。他对生活还有比这个更大的不满。八年前他有欠考虑地结了婚。仁慈的上帝指定世间某些男子必须过着单身的生活，但他们有些人由于自身的原因，或者由于他们无法抗拒的外部因素，竟然违背了这种旨意。世上再也没有比这种结了婚的单身汉更值得同情的人。尼科尔斯船长就是这种人。我见过他的妻子。她当年大概二十八岁吧，但她是那种别人猜不出年纪的女人；因为她二十岁时并没有显得更年轻，等到四十岁也不会显得更苍老。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特别紧。她那张嘴唇单薄的脸总是绷得很紧，她的皮肤紧紧地包着骨头，她的笑容、她的头发、她的衣服都很紧，她虽然穿着白色粗棉布服装，但因为总是哭丧着脸，看上去活像穿着黑色的孝服。我想象不出尼科尔斯船长为什么要娶她，娶了她之后又为什么不把她甩掉。也许他经常试图这么做，而让他悲哀的是竟然每次都徒劳无功。无论他走得有多远，无论他藏得有多深，我敢肯定尼科尔斯太太都会像命运般如影随形、像人心般冷酷无情地立刻跟到他身边。尼科尔斯是无法摆脱她的，就像前因摆脱不了后果。
流民和艺术家也许还有绅士相同，是不属于任何阶级的。贩夫走卒的粗俗鄙陋不会让他暗生嫌恶，皇亲国戚的繁文缛礼也不会让他如履薄冰。但尼科尔斯太太出身的阶层却很清楚，就是近年来变得颇有声势的下中等阶层[156]。她的父亲实际上是个警察。我相信他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我不知道是什么让她死缠着船长，但我想那不会是爱情。我从来没听见她讲话，不过她在私下很啰嗦也说不定。反正尼科尔斯船长怕她怕得要死。当他和我坐在酒店露台上聊天时，尼科尔斯有时候会发现她正从外面的马路走过来。她也不喊尼科尔斯，根本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注意到尼科尔斯的存在，只是不动声色地走来走去。然后船长会很奇怪地感到浑身不舒服，他会看看手表，然后叹口气。
“好啦，我要走啦。”他说。
这个时候俏皮话和威士忌都留他不住。然而他是个能够毫无惧色地面对台风的人，只要身边有把左轮，他就敢于挑战十几个赤手空拳的黑人。尼科尔斯太太有时会派她的女儿到酒店来，那是个七岁的小姑娘，脸色很苍白，总是显得很不高兴。
“妈妈找你。”她尖着嗓子说。
“好啊，乖孩子。”尼科尔斯船长说。
他立刻站起来，带着他的女儿沿着马路走回家。我想这个事例很好地说明了精神是可以战胜物质的，所以我这段节外生枝的叙述至少还算有点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