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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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黑暗的樊篱便开始筑起了，我被禁锢其中整整八年，无论如何左冲右突，总也无法穿破它那阴森的黑暗。在我遭受灭顶之灾的深渊之中，我感觉得出所受打击之严重，我也隐约看到别人打击我时所用的那件直接的工具，可我却无法看清操纵那工具的手，也看不清那手是怎么使用那工具的。耻辱和不幸像是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我的头上，不留任何痕迹。当我那破碎的心发出几声叹息来时，我像是个无病呻吟的人。而弄得我一败涂地的那些人却找到了不可思议的高招儿，让公众不知不觉地便成了他们的同谋，而且还看不出他们的阴谋所产生的恶果。因此，在我叙述那些与我相关的事情，叙述我所受到的虐待以及我所遭遇到的一切的时候，我却无法看清造成这一切的那只毒手，无法在讲明情况的同时找到其原因。这些最初的原因全都在前三章里写明了，所有与我利害攸关的事、所有秘密的动机，在前三章里也都阐明了。可是，要我说出这各式各样的原因是怎样聚合起来造成我一生中的种种离奇之事的，那我可说不清楚，连推测也难。如果在我的读者中有哪位义士愿意探究这些秘密，找出真相，那就请他再仔细地读一读前三章，然后，在他以后每读到一个事实的时候，就利用他们掌握的材料，一个阴谋一个阴谋地，一个代理人一个代理人地倒查回去，一直追查到整个这一切的最初的策划者，而我肯定清楚他最终查出来的是谁。但是引导读者去穷根探源的那些暗道阴森漆黑，曲曲弯弯，我自己一走就会迷路的。
我在伊弗东逗留期间，结识了罗甘先生全家，其中包括他的外甥女波瓦·德·拉杜尔夫人及其几个女儿。我想我曾经说过，女儿们的父亲我在里昂早就认识了。她是来伊弗东看望舅舅和姨妈们的。她的大女儿大约十五岁，天资聪颖，脾气温顺，我很喜欢。我友谊至深地依恋上这位母亲和她的这位女儿了。这个女孩由罗甘先生做主，许配给了他当了上校的侄儿。上校已是个中年人，对我也极为尊崇。但是，尽管做伯父的十分热衷于这门亲事，做侄儿的也盼着遂了心愿，我也希望男女双方好事成真，但是，双方年岁相差太大，而且，那女孩又极不愿从命，所以我便同她母亲一道力阻这门亲事，结果婚约取消了。后来，上校娶了同是他的表妹的迪伦丝小姐。我打心眼里认为她性情和相貌俱佳，使得上校成了最幸福的丈夫和父亲。尽管如此，罗甘先生还是没有忘记我在这件事上拂逆了他的意愿。可我却对此事感到问心无愧，我坚持无论是对他还是对他的家庭，我都尽了最神圣的友谊所要求的义务。这种义务并不是事事逢源，而是事事尽心尽力地提出忠告。
万一回到日内瓦去，无须多猜，我就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接待。我的那本书在日内瓦被焚烧了，而且，六月十日，也就是在巴黎下达逮捕令之后的九天，日内瓦也下达了对我的逮捕令。在日内瓦的逮捕令中，荒谬绝伦之处比比皆是，而且，教会敕令也在其中大受践踏，所以，当我听到此消息时，还真的不敢相信。等到完全证实之后，我真不寒而栗，担心如此明目张胆地，如此骇人听闻地践踏以良知为始的一切法律，会把日内瓦闹个天翻地覆的。可我放心了，因为一切都平静如常。如果说在平民百姓中还有烦言，那只是冲着我来的，我被所有的饶舌轻浮之人以及所有的学究看成一个没有背好教理问答、要挨鞭子的小学生。
这两道逮捕令是个信号，表明在整个欧洲掀起了对我的诅咒，其愤怒程度简直是没有先例的。所有的杂志、所有的报纸、所有的小册子都鼓噪起来，一片喊杀声。尤其是法国人，这个如此温情、如此有礼貌、如此仗义，自诩对落难之人如此亲切、如此看重的人民，竟突然忘掉了自己最为得意的美德，争相地侮辱我，其咒骂的次数和猛烈程度均高出他人一筹。我成了一个大逆不道之人，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狂人，一个疯子，一头猛兽，一只狼。《特雷夫报》的续办人，诅咒我得了什么变狼妄想症，而其妄言浪语恰恰清楚地表明他自己得了这种病。总之，简直可以说，在巴黎，不论写什么题目的文章，如果不在其中加点诅咒我的话，就得担心被带进警察局去。我在寻找这种一致的仇恨的原因，但徒劳无益，我几乎以为所有的人都疯了。什么《永久的和平》的编者在煽动不和！《萨瓦副本堂神甫的信仰》的出版者是个大逆不道之人！《新爱洛伊丝》的作者是只狼！《爱弥儿》的作者是个狂人！唉，我的上帝！假如我出了《精神论》（）①，或者其他什么类似的著作，那又该成为什么了呢？可是，在掀起的反对该书作者的声浪中，公众根本没有与迫害者沆瀣一气，而是对作者大加赞扬，为他出气。请大家把他的书和我的那些著作比较一下，把它们受到的以及两个作者在欧洲各国所受到的不同对待比较一下。请大家从这些不同之中找出一些能够令一个有理智的人感到满意的原因来：这就是我所请求的一切，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我在伊弗东觉得非常之好，所以，在罗甘先生及其全家的一再挽留下，我便决定在那儿待下去。该城大法官莫瓦利·德·然让先生也好心地劝我留在他的治下。上校家中有一小楼，在庭院和花园中间，他一再要求我住在那儿，我同意了。然后，他便立即着手布置，配备上我的小家庭所需的一应物品。方旗骑士（）②罗甘是围着我转的几个殷勤备至者之一，整天都不离我左右。我始终对这么恩爱有加深有感触，但有时也觉得怪烦的。搬家的日子已经定好了，而且我也已经给泰蕾兹写了信，可是，我突然得知，在伯尔尼掀起了反对我的风暴，据说是虔诚的教徒们掀起来的，可我始终未能看穿其最初的起因。参议院不知受到谁的调唆，似乎不愿让我在隐遁中得以安宁。大法官先生一得到这一骚动不安的消息，就给好几位政府成员写信，为我辩白，责备他们不该盲目采取不宽容的态度，羞辱他们宽容那么多的盗匪藏匿在其邦内，却容不下一个受迫害的有才之人。有理智的人已经猜到，他的严厉斥责非但起不了缓和作用，反而火上浇油。不管怎么说，反正他的威信和雄辩都未能阻挡住打击的到来。当他获悉他得向我下达的命令时，便事先向我透了风。为了不坐等命令到来，我便决定第二天就动身。犯愁的是不知往哪儿去，因为我已看到日内瓦和法国都对我关上了大门，而且我也清楚地预料到，在这件事情上，各国都将急于仿效自己的邻国。
波瓦·德·拉杜尔夫人建议我住到莫蒂埃村的一座家具齐全的空屋子去。这座屋子在纳沙泰尔邦（）③的特拉维尔谷中，属她儿子所有，翻过一座山就到了。这一提议实在是及时雨，因为在普鲁士国王的各邦中，我自然不会再受到迫害，至少宗教问题在那儿不会成为借口。可我心里有一个难处，不便启齿，使我颇费踌躇。我生来所具有的对正义的爱始终在我心中燃烧着，再加上我心底里又倾慕法国，所以我便对普鲁士国王有所厌恶，我觉得他通过他的行为准则和所作所为把对自然法则和所有人类义务的一切尊重全都践踏殆尽。在我装饰蒙莫朗西塔楼的装框版画中，有一幅这位国王的尊容，下方写了一首二行诗，末尾一句是：
他思想如哲学家，行为则是国王。
这句诗要是换在别人的笔下，则会是一句挺美的颂词，可是，在我的笔下，却有着一种并不模棱两可的含义，而且，上一句诗（）①也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含义。这首二行诗来看我的人全都看到了，而且，来看我的人并不算少。罗伦齐骑士甚至把它抄给了达朗贝尔，而我深信，达朗贝尔一定挖空心思拿它去代我向这位国王取宠的。这第一个错还不算，我又在《爱弥儿》的一段中犯了个大错。大家在这一段中，从多尼安人的国王阿德拉斯特（）②身上较清楚地看到我暗指何人，而且这一影射并未逃过吹毛求疵的那帮人，因为连布弗莱夫人都曾多次向我指出这一点。因此，我坚信我在普鲁士国王的生死簿上是被用朱笔勾过的。再说，假设他果然具有我斗胆地加给他的那些行为准则的话，那么我的作品及我这个作者就凭这一点也要让他龙颜不悦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恶人和暴君总是恨得我要死，即使他们不认识我，但只要一读我的作品就会如此。
然而，我壮着胆子去听凭他的摆布，而且我认为这样做危险并不大。我知道卑劣的情感只能支配软弱之人，对于性格坚强的人则起不了什么作用，而我一向认为他就是后一种人。我断定，根据他的统治手腕，遇到这种机会，他是要表现一下豁达大度的，而且他的性格也不是不能让他这么表现一下的。我认为，一种卑劣而轻易的报复在他的心里一刻也不会胜过他对荣誉的追求，而且，我处在他的位置，也觉得他有可能趁此机会以其慷慨来使曾经敢于非议他的人感到无地自容。因此，我怀着一种自认为他会感到其价值的信任，前往莫蒂埃居住了，并且暗自思忖：当让-雅克以科里奥朗（）①相比的时候，普鲁士国王难道还能不如沃尔斯克人的将领吗？
罗甘上校非要陪我一起翻过山去，亲自把我在莫蒂埃安顿好。波瓦·德·拉杜尔夫人的一位小姑子，名叫吉拉尔迪埃夫人，我要去住的那座屋子她原先住着挺惬意的，见我来了，并不太高兴。然而，她仍然豁然大度地让我住了进去，而且，在我等着泰蕾兹搬来，把我的小家安排好期间，就在她那儿吃的饭。自我离开蒙莫朗西起，我感到自己从今往后将在世上东躲西藏了，所以犹豫着没让泰蕾兹前来找我，不想让她同我一起过那注定要过的漂泊无着的生活。我感觉到，由于这次灾祸，我俩的关系要有变化了，在此之前是我对她施以宠爱与恩情，今后将变为是她对我施以宠爱和恩情了。如果她的感情能经得起我种种不幸的考验的话，她也会因我的那些不幸而悲痛万分的，而且，她的痛苦将加深我的苦痛。如果我的失宠凉了她的心，她将会向我夸耀她的坚贞不渝，视之为她的一种牺牲，而且，她感觉不到我同她分享我最后一块面包时的那种乐趣，而只是感觉到无论命运迫使我去向何方，她都愿意跟着我去的那种美德。
我必须把话全说出来。我没有掩饰我那可怜的妈妈以及我自己的缺点，因此，我也就不该对泰蕾兹有所宽容。不管我是多么乐意于崇敬对我来说如此亲爱的一个人，我也不愿隐瞒她的过错，如果说内心情感不由自主的变化也算是个真正的过错的话。我很早就发现她的心在渐渐地冷下来。我感觉她对我已不像我俩美好岁月时那样了，而且，我越是对她始终如一，就越是感觉出这一点来。我重又陷入我在妈妈身边感受到其后果的那同样的尴尬之中，而这种后果在泰蕾兹身边也一模一样：我们别去寻求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完美，这种后果在无论哪个女人身边都是一样的。我对我的孩子们所作出的决定，尽管我觉得十分合情合理，但并不总是让我心安理得的。在我思考我的《论教育》时，我感觉到自己忽略了没有什么能够使我免除的一些义务。我的内疚最后变得如此强烈，致使我几乎不得不在《爱弥儿》的开头就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而且话说得那么一目了然，以至于读完这一段之后，有谁还有勇气责怪我的过错的话，那就很令人惊诧了。然而，我当时的处境依然如故，甚至更糟，因为我的那些敌人一心想抓我的把柄，对我恨之入骨。我害怕重蹈覆辙，也不想冒此危险，所以我宁可忍受清心寡欲之苦，也不愿让泰蕾兹今后陷入同样困境。此外，我早就发现，房事明显地使我的身体每况愈下。由于这双重理由，我曾屡下狠心，有时却不能坚持，不过，这三四年来，我比以前持之以恒了。正是这样，自那时起，我便发觉泰蕾兹有所冷淡：她虽说因为义务而对我感情依旧，但在爱情方面则不再一样了。这必然使我们的夫妻关系少了点乐趣，因此我就在想，她深信无论她身在何处，都能继续得到我的照顾，所以也许宁愿留在巴黎而不愿随我漂泊。然而，在我俩离别之时，她曾是那么依依不舍，要求我一定答应让她去寻我。自我走后，她向孔蒂亲王和卢森堡先生都一再强烈地表示寻我的愿望，以致我非但没有勇气向她提出分手，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当我心里实在是觉得离不了她之后，我便只想到一再要求她快到我的身边来。因此，我便给她写信，让她动身前来，她也就来了。我离开她还不到两个月，但这可是我们多年形影相随之后的第一次分离，我们彼此都觉得这次分离是那么痛苦不堪。我们拥抱在一起时，心里真是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啊，温情和欢乐的泪水是多么甜美！我的心在如饥似渴地畅饮着这甜美的泪水！这样的泪水人们为何让我流得这么少呢？
我到了莫蒂埃，便给纳沙泰尔总督、苏格兰元帅基思勋爵写了信，告诉他我在国王陛下的国土上退隐一事，并请求他予以保护。他以人所共知、也是我所期待于他的那份豪爽回复了我。他邀请我去看他。我就跟马蒂内先生一道去看他了。马蒂内先生是特拉维尔谷的领主，在总督阁下面前甚是得宠。这位德高望重的苏格兰人慈眉善目，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灵，我俩之间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这感情在我来说是始终如一的，而在他那一方面，如果不是那帮剥夺了我一生所有慰藉的奸佞趁我远离他时，欺他年迈，在他面前把我说得一无是处的话，也是会一直不变的。
乔治·基思是苏格兰世袭元帅，也是那位生得伟大、生得光荣的名将基思的兄弟。他年轻时便离开了故乡，因为忠于斯图亚特家族而遭放逐。但他发现这个家族一贯生性无义而暴虐，所以很快便对它感到厌恶了。他在西班牙待了很久，很喜欢那儿的气候，最后，同他兄长一样，依附了知人善任的普鲁士国王，兄弟两人都受到了重用。普鲁士国王也因此而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基思元帅为他效尽犬马之劳，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获得了元帅勋爵的真诚的友谊。这位可敬可佩的人的那颗完全共和主义的、高尚的灵魂，只有在友情的重负之下才会屈服。但它屈服得又是那么完全彻底，以至于尽管两人思想迥异，但他一旦依附了腓特烈，眼里就只有这位国王了。国王委托他负责了一些重大事务，派他去巴黎，去西班牙，最后，见他年迈，需要休息，便委他以纳沙泰尔邦总督之职，借以颐养天年，并使该小邦人民生活幸福。
纳沙泰尔人只重金玉其表，不识真知实才，一听人侃侃而谈，便以为是才气过人，看到一个冷静而不拘俗套的人，便把他的质朴当作高傲，把他的坦率视为粗俗，把他的言简意赅当成愚蠢。他们拒绝他的关心爱护，因为他只愿助人而不愿逢迎，根本就不会讨好他所不欣赏的人。珀蒂皮埃尔牧师被他的同行们撵走了，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同行们永远被判在地狱中（）①。在这个可笑的事件中，勋爵因反对牧师们僭越权力而遭到他为其着想的全邦人的反对。当我到来时，这愚蠢的反对声尚未止息。他至少被看作易让人产生偏见之人，而在他所受到的所有责难中，这也许是比较正确的。我在看到这位尊敬长者时，第一个感觉便是为他那被岁月耗尽的瘦削躯体而动容。但是，当我抬眼看到他那神采奕奕、爽朗而高贵的面容时，我不觉一怔，立刻对他肃然起敬，充满信任，这种感情战胜了其他的情感。我走上前去，对他说了简单几句寒暄话。他只是听了听，便谈起了别的事情，仿佛我已来了有一个星期似的。他没有给我让座，而他这位领主也直挺挺地站着。但我从这位勋爵深邃而精明的眼神中，看到一种说不上来的温情，所以我马上就感到很自在，无拘无束地走到他坐的那张沙发椅前，在他身边坐了下来。从他一开始就采用的亲切口吻中，我感到我这种随意的做法让他高兴，我猜想他心里一定在说：“此人不是纳沙泰尔人。”
性格相投真是效果奇特！到了这一大把年纪，人心已经失却其自然热力了，可是这位善良老人的心为我而奇怪地炽热起来，令人惊诧不已。他竟跑来莫蒂埃看我，借口要打鹌鹑。可是住了两天，连枪也没摸一下。我俩之间建立起了那么深厚的友谊——确实如此——以至于彼此谁也离不开谁了。他夏天住的科隆比埃城堡离莫蒂埃六法里，我顶多半个月就得去那儿住上一天一夜，然后便又像朝圣者似的走回来，心中一直惦念着他。我从前从退隐庐往奥博纳跑时的激动心情当然与此迥然不同，但那并不比我走近科隆比埃的感觉更加甜美。一路上，当我想到这位可敬的老者那慈父般的善心，那可亲可爱的美德，那慈善旷达时，我流下了多少动情的泪水啊！我称呼他为父亲，他唤我为孩子。这种甜蜜的称呼部分地说明了把我俩聚在一起的那份依恋之情，但还不能反映我俩彼此相互的需要和不断相见的愿望。他非要我住到科隆比埃城堡去，老是催我在我临时住的那套房间住下去。最后，我对他说，我在自己家里更自由一些，我宁愿一辈子这么跑来跑去地去看望他。他很赞赏我的坦诚，就没再提这事了。啊，善良的勋爵！啊，我可敬的父亲！我现在想到您时，心里仍多么激动啊！啊！那帮凶狠的家伙，他们把您硬从我身边离间开去，给了我多大的打击啊！不，不，伟大的人啊，对于我来说，您是而且将永远是始终如一的，而我也是依然如故的。他们欺骗了您，但没有改变您。
元帅勋爵并不是完美无缺。他是个智者，但毕竟是个人。他具有最深邃的思想，他最能掌握分寸，最了解人，但有时也受人蒙骗，而且迷不知返。他的脾气很特别，看问题有点古怪、离奇。他看上去把天天见到的人都忘掉了，可是在这些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又想起了他们。他对人的关心常显得不是时候。他送人礼物全凭自己心血来潮，而不是考虑合适与否。他脑子里一想起什么，便立即把礼物送给您或寄给您，不问价值之高低贵贱。有一个日内瓦青年，想去报效普鲁士国王，前来找他。勋爵给他的不是一封信，而是满满一小袋豌豆，命他转交给国王。国王收到这个奇特的“推荐信”，立即任用了送“信”的人。才高智远的人之间有着一种共同语言，那是凡夫俗子永远也理解不了的。元帅勋爵的这种类似一位美妇人的任性的小小怪癖，使我觉得他分外有趣。我深信，而且后来也深深体会到，这些小小怪癖并不影响他的感情，也不影响友谊在关键时刻要求他对别人施舍的种种照顾。不过，说实在的，在他照顾别人的方式方法上，与他在对人的态度上有着同样的奇特之处。我只就一件小事举一个例子。由于从莫蒂埃到科隆比埃一天走到对我来说实在太累，我通常便把它分成两段来走，午后动身，半路上，夜宿布洛特。居处主人桑托兹，需要向柏林求得一项对他来说极其重要的恩准，便求我转请总督阁下代为求情。我很乐意帮他这个忙，便带上他一起去了。我让他先留在候见厅里，我去同勋爵谈这事，可勋爵没有吭声。上午过去了，我穿过候见厅去吃午饭，看见可怜的桑托兹等得心急火燎的。我以为勋爵早已把他给忘了，便在入席之前，又跟他提起这事，他仍旧和先前一样没有吭声。我以为他的这种态度是在让我感觉出我很不识相，有点受不了，便不再言语，暗自在为可怜的桑托兹叫苦。第二天返回时，桑托兹一再向我道谢，说他在总督府上受到了盛情款待，吃了顿丰盛的午餐，而且总督阁下还收下了他的呈文，弄得我瞠目结舌。三个星期之后，勋爵把桑托兹所要的诏令派人送给了他。诏令是经国王御批的，由大臣下发的。勋爵在办这件事时，从不愿跟我，也没跟桑托兹说一句，吭一声，我还以为他不肯办呢。
我真想继续谈论乔治·基思。我最后的美好回忆就是源自他的，而除此之外，我的生活剩下的就只是痛苦和揪心了。一想起这些揪心事，我便悲从中来，恍恍惚惚，斩不断，理还乱，讲出来也不可能前后有序。所以，今后我只好信马由缰，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我很快便因得到了国王给元帅勋爵的答复，同意我避难，从而摆脱了不安的情绪。大家可以想象，我把元帅勋爵看作了我的辩护人。国王陛下不仅赞同他的做法，而且还责成他——我得把一切都说出来——给我十二个金路易。好心的勋爵被这样一个差使弄得进退维谷，不知如何办才能使我不致感到难堪。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把这笔钱折成实物，告诉我说，他奉命给我提供劈柴、木炭，好让我开始过起小日子来。他甚至还补充说——这也许是他自个儿的意思——如果我愿意选定一个地方的话，国王很乐意让人按我的意愿为我建造一座小屋。这份好意让我深为感动，使我对前面的馈赠的计较显得小家子气了。尽管这两份厚意我都没有接受，但我已将腓特烈看作我的恩人和保护者了，并且真心实意地依附于他，以致自那时起，我便对他的光荣十分上心，一如我此前一直对他的成就不以为然一样。因为不久之后对他所促成的和平（）①，我做了一个很别致的彩灯，以表示我的欢悦。那是一圈花环式小彩灯，我用它来装饰起我住的那所房屋，而且，说实在的，我有着一种自傲的报复心理，花掉了几乎是他本想送我的那笔钱的钱数。和约签订之后，我以为他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光荣达到了顶峰，他将为自己造就另一种光荣，振兴自己的国家，化剑为犁，兴商重贾，开垦荒地，安置移民，睦邻友好，由欧洲的灾星一变而成为欧洲的主宰。他可以无所忧虑地放下刀剑，可以完全相信别人是不会再迫使他重新提起它来的了。我见他仍不化干戈为玉帛，便害怕他错误地利用自己的优势，只成为半拉子伟人。我为此大胆地给他写了一信，并且，以他那种气质的人生来就喜欢的那种随便的口气，把那神圣的真理之声送进了他的耳朵里。有资格听到这真理之声的君王寥寥无几。我这么放肆，只是悄然为之，只有他知我知而已。我甚至连元帅勋爵都没有告诉，我是将此信封严后交给他的。他没问是什么内容，便把信送出去了。国王没作任何答复。不久，元帅勋爵去柏林的时候，他只是对他说，我把他给狠狠地训了一通。因此，我明白了，我的信没得到好的结果，而我那热情坦率被看作一个腐儒的粗鄙无礼了。实际上，这完全有可能，也许我说了不该说的话，采用了不该采用的口气。但我问心无愧的是，我之所以拿起笔来，完全是用心良苦。
我在莫蒂埃-特拉维尔住定下来不久，有了一切可能有的保证，相信人家会让我在此安静度日，因此我便穿上了亚美尼亚服装。这并不是突发奇想。在我的一生之中，这个念头曾动过多次，在蒙莫朗西时，更是常常这么想。因为在蒙莫朗西，由于经常使用探条，我被迫常待在屋里，这就更使我觉得有一件长袍的好处。正巧有一个亚美尼亚裁缝常来看望他在蒙莫朗西的一个亲戚，我便想趁此机会让他给做一件。这可能会引起闲言碎语，可我并不在乎。然而，我在采用这套新的打扮之前，还是想听听卢森堡夫人的意见，她倒是极力地劝说我这么穿戴。因此，我便置办了一小衣橱亚美尼亚衣裳。但是，冲我而来的风暴使我把这么穿戴推迟到平静些的时候再说。只是在过了几个月之后，因为旧病又犯了，不得不求助探条的时候，我才觉得可以在莫蒂埃穿这种衣服而不致冒任何风险。特别是我还事先征求了当地牧师的意见，他对我说，我甚至可以穿上它去圣堂都不会引起哗然的。于是，我便穿上外套和皮里长袍，戴上了皮软帽，系上了腰带，就这么一副打扮去参加了圣事，然后，便觉得就这样上元帅勋爵家去也无伤大雅。元帅阁下见我这身打扮，客气说了一句“Salamaleki”（）①，没说别的，因此，我就这么定了，日后不再穿别的服装了。
完全抛开文学之后，我就只想过一种平静温馨的日子，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我独自一人时，从不知烦闷，即使是完全无所事事，因为我的想象力填补了所有的空白，这就足以让我闲不着了。只有几个人在屋里相对而坐，纵横捭阖，胡吹神侃，嘴不停歇，那才叫我无法忍受哩。走走路，散散步，倒还可以，至少脚和眼闲不着。但是，双手抱臂地坐在那儿，谈谈天气如何，埋怨苍蝇嗡嗡，或者更糟，互相恭维吹嘘，那简直是让我活受罪，要了我的命了。为了不致活得像个野人，我便想起学着编束带。我带上坐垫去串门，或者像女人们那样坐到门口去干活儿，同过路人聊聊天。这样我就能忍受一点无聊的废话，并能让我不致厌烦地在芳邻家消磨点时间。我有好几位芳邻长得挺可爱的，而且不乏才智。其中有一位名叫伊莎贝尔·迪维尔诺瓦，是纳沙泰尔检察长的千金。我觉得她挺不错的，所以便与她结下了特别的友情，这对她大有裨益，因为我给了她许多有益的忠告，在一些重要关头还照顾过她。因此，现在，已成为贤妻良母的她，也许是亏了我才有了她的理智、她的丈夫、她的生活和幸福。在我这一方面，我也是多亏了她才得到一些非常温馨的慰藉的，特别是在一个十分凄苦的冬季，我身处病痛和苦恼俱烈之时，她常常跑来与泰蕾兹和我一起度过那漫漫长夜，巧用她那聪明才智，同我们促膝谈心，互诉衷肠，使人不再觉得长夜漫漫。她称我为“爸爸”，我叫她为“女儿”，我俩仍旧这么互相称呼着，我希望这种称呼将永远给她和我留下亲切的回忆。为了使我编的束带有点用处，我便在我的那些年轻女友结婚时送给她们作礼物，条件是她们将来自己喂养孩子。伊莎贝尔的姐姐结婚时有了我给的这件礼物，而且没有辜负它；伊莎贝尔也有了一份，她也是一心想着不要辜负它的，可是她却未能有福分如愿以偿。我在赠送这些束带给她俩的同时，曾给她们每人写了一封信，第一封信曾轰动一时，第二封信却无声无息：友谊本无须如此闹哄哄的。
我与左邻右舍有不少来往，详情我就不一一赘述了，但我跟皮利上校的交往是应该提上一笔的。皮利上校在山里有一所房子，他每年夏天都来消夏。我一直不急于结识他，因为我知道他与宫廷和元帅勋爵的关系不好，他根本就不去看元帅。然而，由于他跑来看我，而且还对我十分客气，我只好去回访他。就这样，一来二往便熟识了，有时还你在我家吃我到你家吃的。我在他家认识了迪贝鲁先生，随后，便相交甚笃，所以不能不谈一谈他。
迪贝鲁先生是个美洲人，是苏里南的一位司令官的儿子。司令官死后的继承人、纳沙泰尔的勒尚伯里埃先生娶了他的遗孀。后者再次丧夫之后，便带着儿子来到她第二个丈夫的故里定居。迪贝鲁是独生子，极其富有，是母亲的掌上明珠，受到精心培育，良好的教育使他受益匪浅。他懂得许多知识，但都一知半解，对艺术也有所钟爱，特别喜欢标榜自己善于推理。他一副冷峻、深邃的荷兰人模样，肤色黑红黑红的，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这大大有助于他的这种自吹自擂。他虽然年纪轻轻的，但耳朵聋，且患有痛风病。这使得他的一切举止动作都极其稳重，极其严肃，而且，尽管他喜欢争论，有时甚至争得很久，但一般来说说话很少，因为他听不见。他的整个外表令我肃然起敬。我暗自思忖：“这是一位思想家，一位贤哲，有他这样的人做朋友会很幸福的。”他常冲我说话，却从不对我作任何恭维，令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很少跟我谈我，谈我的书，也很少跟我谈他自己。他倒并非是没有看法，而且他所说的话还挺正确的。他说话之正确与准确，十分吸引我。他在思想上没有元帅勋爵的高明和精细，但不乏元帅说话的质朴，这一点可说是与元帅不谋而合。我对他并不着迷，但因敬重而产生了好感，渐渐地由敬重而变成了友情。与他在一起，我完全忘掉了我当初不愿与奥尔巴什男爵交往的那种异议：“他太富有了。”我想我当时的看法是错的。可是，现实让我怀疑，一个腰缠万贯之人，不论他是谁，会真心实意地喜欢我的准则及其制订人的。
有挺长一段时间，我不怎么见到迪贝鲁，因为我压根儿不去纳沙泰尔，而他也只是每年才到皮利上校的山里来这么一次。我为什么根本不去纳沙泰尔呢？是因为耍孩子脾气，这得谈上一谈。
尽管我因受到普鲁士国王和元帅勋爵的保护，在避难中，开始时免遭了迫害，但至少并未避免公众、市政官员和牧师们的纷纷议论。在法国拿我开刀之后，谁要是不至少给我点颜色看看，就不是好样的，害怕不仿效我的那些迫害者，就显得是不赞成他们似的。纳沙泰尔的那个阶层，也就是说，该城的牧师团伙率先发难，企图鼓动邦议会来反对我。这一企图未能得逞，牧师们便转向行政长官。后者立即让人查禁了我的书，而且一有机会便对我毫不客气，暗示并直言，如果我本想在该城定居的话，大家也是容不下我的。他们在其期刊《信使》上连篇累牍地载满了无稽之谈和无聊的伪善之语，使明白人看了鄙夷不屑，却能煽起黎民百姓起来反对我。尽管如此，我在听了他们的那些话语之后，仍得对他们施与我的极大的恩典感激涕零，因为他们让我在莫蒂埃——其实他们在那儿毫无影响——住了下来。他们真想按品脱计量售空气于我，条件是我得以高价购买。他们要我因受到保护而向他们表示谢意，其实那是国王不顾他们的反对提供给我的，而且，他们是一直想剥夺掉对我的这种保护的。最后，因为无法得逞，在竭尽全力伤害我、诽谤我之后，竟然大言不惭地拿肉麻当有趣，向我夸耀他们如何仁慈，容我在他们的国土上住下来。我本该对他们嗤之以鼻，不予理会，可我挺蠢的，竟动了肝火，竟荒唐地不愿去纳沙泰尔，而且把此决心坚持了近两年之久。殊不知这帮人的所作所为，不论是好是坏，都是不能责怪他们的，因为他们总是被人拿着当枪使，所以对他们太认真的话，反而是过于抬举他们了。再说，那些既无教养又无知识的人，只看重威望、权力和金钱，根本想象不出应该对天才有所尊重，想象不出侮辱了天才就是在羞辱自己。有这么一位村长，因贪污被革了职，他对我认识的那位伊莎贝尔的丈夫、拉维尔谷的警官说：“人家都说那个卢梭才气过人，您把他给我带来，让我看看是真是假。”以这种口吻说话之人的不满当然是不太会让遭人不满者动气的。
根据人们在巴黎、日内瓦、伯尔尼乃至纳沙泰尔对待我的态度，我便不太指望当地的牧师对我有所照顾。可我是由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介绍给他的，而且他也曾十分热情地接待过我。不过，在这一带，人们对任何人都一律逢迎奉承，所以亲切的表示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然而，我已正式皈依新教，又生活在新教的国土上，我就不能不去参加我所尊奉的新教的公开活动，否则就是违背自己的信誓，违背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所以我便常去参加圣事。另外，我也担心走到圣桌前，遭到拒绝，受到侮辱。而且，日内瓦议会和纳沙泰尔教会的叫嚷已甚嚣尘上，当地牧师完全有可能不让我安安静静地去他的教堂里瞻仰圣体。我眼见领圣体的日子快到了，便决心给蒙莫兰先生——就是当地的那位牧师——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良好的心愿，并且向他声言，我打心眼里是一直皈依新教的。同时，为了在信条方面免遭吹毛求疵，我还对他说道，我不愿对信条作任何私下的解释。在这方面有言在先之后，我反倒踏实了，相信蒙莫兰先生不经事先讨论是一定拒绝我去领圣餐的，可我又绝不愿去争论一番，因此，这事也就不了了之，而且错不在我。可是，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在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蒙莫兰先生来了，他不仅向我宣布，他将按我所说的条件同意我领圣体，而且还说，他同他的老教友们都因有我这么一个教徒的加入感到无上光荣。我一辈子也没这么惊喜过，也没感到如此欣慰。我感觉在世界上，总是离群索居的话，那命是很苦的，特别是身处逆境之中。在一再受到通缉和迫害时，能够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至少是生活在自己的教友们中间”，我觉得这真是美不胜言。于是，我满心激动，流着温情的泪水去领圣体了，这也许是人们在景仰上帝时的最佳精神状态了。
不久之后，勋爵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布弗莱夫人的信，至少据我推测，此信是经由达朗贝尔转来的，因为他认识勋爵元帅。这是这位夫人自我离开蒙莫朗西之后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在信里，她严厉斥责我不该给蒙莫兰先生写那封信，特别是不该去领圣体。我不明白她是在冲谁发这么大的火，尤其是自我去日内瓦旅行之后，我一直是公开声称自己是新教徒，而且我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去过荷兰教堂（）①，可谁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觉得这挺有趣的，布弗莱伯爵夫人竟然想在宗教信仰上对我加以指导。然而，尽管我弄不懂她是什么意思，但我并不怀疑她完全是出于好心好意，所以我对她的这种莫名其妙的训斥委实不觉得生气，并心平气和地回了她一封信，说明自己的理由。
这时候，辱骂的印刷品越来越多，其厚道的作者们责怪权势者对我过于手软。主谋者们在幕后指挥着的这一片鸡鸣狗吠，真是有点凄厉可怕。而我则任人去说，毫不激动。有人肯定地对我说，索尔朋神学院有一纸谴责书，可我根本就不相信。索尔朋神学院根据什么要掺和这事呢？它想硬说我不是天主教徒吗？可这是众所周知的呀。它想证明我不是一个好加尔文教徒吗？可这与它有何相干？操这份心真是太蹊跷了，这是越俎代庖，要顶替我们的牧师。在见到这一纸谴责书之前，我以为是他人假借索尔朋神学院之名，使之流传开去，以取笑该神学院。读了它之后，我便完全相信确系如此了。最后，当我对它的真实性再无法怀疑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必须把索尔朋神学院的人送进精神病院去。
另有一个材料更令我痛心，因为那是出自我一向敬重的一个人之手，我敬佩他的坚定，但可怜他的盲目。我说的是巴黎大主教反对我的那份训谕。我觉得我不得不予以答复。我可以做到不失身份，这同我答复波兰国王的情形几乎一样。我从不喜欢伏尔泰那样的粗暴争吵。我只会颇有尊严地与人相辩，而且我希望攻击我的人不辱我的回击，方肯予以自卫。我毫不怀疑，这份训谕是耶稣会士的手笔，而且，尽管他们当时已自身难保，可我始终可以从中看出他们践踏落难之人的那一套旧的准则。于是乎，我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老准则行事，既尊重名义上的作者，又猛击该文本身：我相信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还挺奏效。
我觉得在莫蒂埃的日子很舒服，而且，为了决心在此终我一生，我所缺少的只是可靠的生活来源。此处生活费用挺高的，而我因旧家拆散，安了新家，所有家具什物全都变卖或丢失了，加之离开蒙莫朗西以来我所必需的一应花销，所以我从前的所有计划眼看着全被推翻了。我眼见我所有的那一点点钱财在逐日减少。过不了两三年，剩下的那点也将耗费殆尽，而我又看不见有什么生财之道，除非重新开始写书，而这又是我已经抛却的不祥的职业。
我坚信，不久，一切将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转变，从疯狂中彻悟的公众将会使权势者们为自己的疯狂而汗颜，所以我便竭力把那点点钱省吃俭用，以维持到时来运转之时，那我就有更多的可能从送上门来的生活手段中去加以选择了。为此，我又拿起我的《音乐辞典》来。这部辞典我已搞了十年，已差不多了，只欠最后润色，誊清即可。我的书籍不久前送来了，为我完成该作提供了资料。同时寄来的我的文稿使我可以开始写我的回忆录，我今后将一心一意地去写它。我先开始把一些信件转抄在一个集子里，好引导我按事情和时间的先后次序去回忆。我已经将我为此目的而要保存的那些信件作了筛选，而且，将近十年以来的信件我也没有停止挑选。然而，在我整理它们以便转抄时，我发现其中有一段空白，使我大为惊异。这段空白差不多有六个月之久，从一七五六年十月到次年三月。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在筛选时已将狄德罗、德莱尔、埃皮奈夫人、舍农索夫人等的许多信挑选出来了，而他们的这些信正好是在这段空白时间写的，可却找不到了。都哪儿去了呢？我的文稿留在卢森堡府中的那几个月中，有谁拿过吗？这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我曾看见元帅先生拿走了我存文稿的那个房间的钥匙。由于好几封夫人们的信以及狄德罗的所有信件都无日期，我曾不得不凭着记忆摸索着给它们把日期注上，以便把这些信按时间顺序排好。我起先还以为自己把日期注错了，所以便把所有这些原先无日期或经我补注上日期的信件重新过一遍，看看是否有属于这段空白时间的信件。但一无所获。我看到这段空白确实存在，那些信肯定是被人偷走了。是谁偷的呢？为什么偷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信都写于我的那些大争大吵之前，写于我因《朱丽》而初尝醉意之时，与任何人都无利害关系。顶多是狄德罗的一点烦扰，德莱尔的一点挖苦，舍农索夫人以及我当时与之关系十分密切的埃皮奈夫人的一些友谊的表示。这些信能对谁那么重要呢？想拿去干什么用呢？只是在七年之后我才猜到这场偷窃的可恶目的。
确证有这一段空白之后，我又在自己的稿子中查来查去，看看会不会发现还有别的短缺。我又发现几件，而且，由于我的记性不好，致使我猜想在我的众多文稿之中还会有别的短缺。我所发现短缺的有《感性伦理学》的草稿和《爱德华爵士奇遇记》的草稿。我得承认，这后一部稿子的丢失使我怀疑上了卢森堡夫人。这些文稿是她的仆人拉罗什寄给我的，我猜想世上只有她会对这堆废纸感兴趣。但是，另外那一部以及被窃去的那些信件，她拿去又有什么用？她即使对那些信件心怀叵测，也不可能用来损害我的，除非加以篡改。至于元帅先生，我对他的耿直以及他对我的真情实意是很了解的，我一刻也不会怀疑到他的。我甚至都无法怀疑到元帅夫人的头上。我冥思苦想了许久，一直在寻找这个窃贼，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合情合理的想法，认为是达朗贝尔所为。因为他已经钻进卢森堡夫人家里，可能是找到法子探知那些文稿存于何处，并窃走了他所喜欢的，不管是手稿还是信件，或许是为了想法给我造成点烦恼，或许是把可能对他合适的东西窃为己有。我猜想他是被《感性伦理学》这部书名所迷惑，以为发现了一部真正的论唯物主义的著作纲要，他可以从中找到大家想象得出的东西，以反对我。我深信他一看那书稿很快便会释疑，而且我已决心完全脱离文坛，所以对这些盗窃已不以为然。因为那同一只贼手已不是第一次偷我了，我以前一直忍着，一声未吭。不久，我便不再去想这种不义之事，就像从未有过这种事似的，而开始聚集人们给我留下的那些材料，开始写我的《忏悔录》了。
我很久以来就认为，在日内瓦，牧师界或者至少是公民和市民们，会对通缉我的那道命令违反了教会法而强烈抗议的。但一切都平静如水，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其实，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在酝酿中，只等时机一到，便要爆发出来。我的朋友，或者说那些所谓的朋友，接二连三地写信给我，要求我去领着他们干，向我保证说，公众会弥补议会的过失的。我担心我的出现会引起混乱和骚动，所以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而且我忠于我曾立下的誓言，永不染指我的祖国的任何内乱。我宁可让侮辱继续存在，宁可永远被从自己的祖国驱逐出去，也不愿以暴力和凶险的手段返回祖国。的确，我是曾期待市民方面以合法而和平的方式出面反对一个与他们利害攸关的违法行为。可是，他们没有任何动作。领导市民阶层的那些人不是在想法伸张正义，而是在努力寻找机会表现自己。他们在暗中策划，却一声不吭，任随议会推在前面的那些饶舌之人和伪善者或自称善良的人去鼓噪，以便让平民百姓觉着我可憎可恶，并把他们的倒行逆施看作宗教热忱。
我原以为有人会出面反对非法诉讼程序，但白白地期待了一年多。最后，我打定了主意，眼见自己为自己的同胞们所抛弃，我决心背弃我那使我寒心的祖国。其实，我从未在自己的祖国生活过，也未曾得过它的任何好处和帮助。而作为对我曾尽力为它增光添彩的报答，它竟然全国上下如此一致地可耻地对待我，而那些本该出来说话的人却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便给那年的首席民事代表——我想，是法弗尔先生——写了一封信，郑重声明放弃我的市民权，但我在信中仍注意到礼貌和克制。我的敌人们的残暴常常迫使我在落难之际作出豪迈之举时，始终都很注意礼貌和克制的。
我的这一做法终于让公民们睁开了眼睛。他们感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不该不为我伸张正义，于是，他们便捍卫起我来，可已为时晚矣。他们本已心怀不满，正好把我的事一并算上，作为多次上书的内容，写得入情入理。议会有法国政府支持，有恃无恐，对他们的要求粗暴、断然地加以回绝，致使他们更加觉得议会打定主意要奴役他们，所以更加扩大和加重了意见书的内容。因这番争吵，出了不少的小册子，但直到《乡间来信》突然发表之前，这些小册子都没起过任何作用。《乡间来信》是为议会张目的作品，写得妙笔生花，国民代表（）①一派被驳得哑口无言，一时间被压垮了。此作乃其作者稀世奇才的传世之作，出自检察长特隆尚（）②之手。特隆尚是个才华横溢、开明远见之人，深谙法律和共和国政体。Siluit terra。（）③
国民代表们从最初的颓丧中恢复过来，准备撰文作答，花了不少时间，总算凑合着写成了。但是，他们全都用眼睛盯着我，好像只有我能与这样的一个对手进行较量，有希望将对手打垮。我承认，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原先的同胞们认为这一尴尬场面因我而起，我有义务用我的笔来帮助他们。在他们的催促之下，我便着手回驳《乡间来信》，我按原作名称，把我的驳文称之为《山中来信》。这项工作我准备并执行得十分机密，以至于我在托农跟国民代表的头头们会晤，谈论他们的事情时，他们把他们的答辩提要拿给我看，我都只字未提我已经写好了我的辩文，生怕漏出点风声，传到官员们或我的私敌耳里，有碍印刷。然而，我未能避免让这一作品在发表之前在法国为人所知，但是，人家宁可让它发表，也不愿让我太清楚我的秘密是怎么被发现的。在这一点上，我将只说我所知道的（其实我知道的很有限），而推测之事我就不说了。
在莫蒂埃，登门造访者与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一样多，但大部分来访者极其不同。在这之前，来看我的都是一些与我在才能上、兴趣上、准则上有点关系的人，他们假借此关系前来找我，一上来便先跟我谈一些我能与他们谈的事情。在莫蒂埃，情况就不再是这样的了，特别是法国方面来的人。他们是一些军官，或者其他一些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人，甚至大部分都从未读过我的作品。可据他们自己声称，却跑了三十、四十、六十、一百法里前来看我，瞻仰一番我这个名流、名人、大名人、大伟人，云云。自那时起，人们便不停地粗鄙不堪地冲着我进行寡廉鲜耻的阿谀，而此前来拜访我的人因对我十分敬重，所以一直使我免受此罪。由于这些不速之客中的大部分人都不肯自报家门，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份，由于他们的知识和我的知识不是一个路数，由于他们没有读过，甚至没有浏览过我的作品，所以我都不知道该跟他们谈些什么。于是，我便等着他们自己先说，因为只有他们心里明白为何前来，该由他们告诉我为什么要来看我。大家可以想象，对于我来说，这是引不出很有趣的谈话的。当然他们可能会感觉有兴趣，就看他们想知道些什么了。我由于并无防人之心，在他们认为宜于向我提出来的所有问题上，我谈起来是无所保留的。他们回去时，一般来说，对我的情况可说是同我一样知之甚详。
譬如，我就是这样接待过范斯先生的来访。他是王后的马术教官兼王后卫队的骑兵队队长。他竟然有耐性在莫蒂埃待了好几天，甚至牵着自己的马，跟着我徒步走到拉费里埃尔，可我俩除了都认识菲尔小姐，都会玩玩比尔包开球而外，并无共同之处。在范斯先生之前和之后，我还接待过一次更加特别的来访。有两个人步行前来，各自牵着一头驮着自己小行李的骡子，住进客栈之后，自己刷洗干净骡子，然后便要求前来看我。看着这两个赶骡子的人的一身装束，人们把他们当成了走私贩子，消息一下子传开了，说是有走私贩子跑来拜访我了。他们一开口同我谈话，我便知道他们并不是这种人。但是，尽管不是走私贩子，却可能是两个冒险家，这种疑心使我一时间心存戒备。他们很快便让我心里踏实了。原来一个是蒙多邦先生，人称拉杜尔·迪潘伯爵，是多菲内地区的一位绅士，另一个是达斯蒂埃先生，卡尔邦特拉人氏，是一位前军人，他把圣－路易十字奖章放在兜里，免得招摇过市。这两位先生都很可爱，都很有才气，他们的谈吐落落大方而又妙趣横生。他们的旅行方式极不合法国绅士风度，但与我的口味颇为相投，致使我对他俩产生了某种好感，而他们的谈吐更加强了这种感情。与他俩的交往并未到此结束，因为现在还在来往，他们又来看过我好几次，不过不再是走来的，一开始走了来倒是挺好的。然而，我越看这两位先生，就越觉得他们同我的兴趣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越感到他们的信条不是我的信条，越发觉我的作品他们并不熟悉，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共鸣。那他们到底对我何所求呢？为什么这么一身打扮跑来看我？为什么一待就是好几天呢？为什么后来又来了好几次？为什么那么殷切希望我去做客？我当时没有想到对自己提出这些问题，而是自那以后，我有时候这么自己在问自己。
我为他们的主动来访所感动，便未假思索地把心交了出去，特别是对达斯蒂埃先生，他神情开朗，我更喜欢。我甚至同他保持通信，而且，当我想让人排印《山中来信》的时候，我曾想找他帮忙，以骗过那帮在去荷兰的路上等着我的邮包的人。他曾对我大谈特谈——也许他是故意这么说的——在阿维尼翁的出版自由，他还主动地提出要为我帮忙，如果我有什么东西要拿到那儿去印的话。我正好借此机会，陆续通过邮局给他寄去我的头几分册手稿。他把它们留了很久之后，又给我寄了回来，说是没有一个书商敢于承印。于是，我只好又去找雷伊，并且留着心思，一分册一分册地寄去，在得知收到前一分册之后，才寄去下一分册。在该作品出版之前，我知道它已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被看过了，而且，纳沙泰尔的德斯什尼还跟我提到过一本名为《山中人》的书，说是奥尔巴什跟他说过是我写的。我如实地告诉他说，没有叫这么个名字的书。当《山中来信》发表的时候，他暴跳如雷，斥责我撒谎，其实我对他说的只是实情。这就说明我是怎么确知我的手稿被人看过了的。我深信雷伊的忠实，所以便不得不往别的方面去猜，而我猜得最多的是邮包在邮局被人拆开过。
几乎与此同时结识的另一个人，一开始是通过书信往来，他名叫拉利奥先生，尼姆人氏。他从巴黎写信给我，请我给他寄一张我的侧影像，说是需要用来让勒穆瓦纳先生替我雕一尊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书斋里。如果这是为了感化我而想出的一种奉承办法，那它是完全奏效的。我断定，一个想把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自己书斋里的人，一定饱览我的著作，因此，也折服于我的信条，并且非常喜欢我，因为他的心和我的心是灵犀相通的。这么一想，我很难不受到诱惑。后来，我见到拉利奥先生了。我发现他非常热心，想帮我许多小忙，想插手我的许多小事。但是，我毕竟感到怀疑，在他一生中所读过的那不多的几本书中是否有我的一本。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一个书斋，即使有，是否物尽其用，至于那半身像，只不过是一个差劲的黏土雏形，确系勒穆瓦纳所塑，雕的是一个丑陋不堪的人像。但他到处宣扬是我的雕像，仿佛它与我有点相像似的。
因对我的情感以及我的著作感兴趣而前来看望我的唯一一个法国人，是利穆赞团的一位年轻军官，名叫塞吉埃·德·圣布里松先生。他因具有令人赞赏的才华和自命不凡而在巴黎、在社交界出过风头，也许现在仍风头不减。在我遭难前的那个冬天，他曾跑来蒙莫朗西看我。我觉得他感情奔放，我很喜欢。后来，他写信到莫蒂埃给我，而且，也许是想讨好我，也许是他读了《爱弥儿》之后确实晕头转向，反正他告诉我说，他要脱离军旅，独立地生活，还告诉我说他将学木工活儿。他有一位兄长，是同一个团的上尉，是他母亲独宠的儿子。他母亲是一位过分虔诚笃信的信徒，不知是受哪一位伪善的神甫指导，对小儿子非常不好，斥责他不信教，甚至谴责他与我来往，实属十恶不赦。他因此而愤懑不平，欲与他的母亲断绝关系，走我刚才说的那条道，干脆做一个小“爱弥儿”。
他这么急不可耐的，让我着实乱了方寸。我连忙给他写信，让他回心转意。我尽自己的可能，使出浑身解数，去规劝他，总算将他说动了。他恢复了对母亲的孝道，并且从团长手里要回了他的辞呈。他在把辞呈递交团长之后，团长审慎地未作任何处理，以便让他有时间好好地考虑考虑。圣布里松丢开了他的那些疯狂念头之后，又动了一个念头，虽说不那么荒唐，但不怎么合我口味：他想当作家。他连续地出了两三本小册子，看得出他倒并不是一个没有才气的人，但我并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就此对他有所赞扬，没有鼓励他继续此道而问心有愧。
不久之后，他跑来看我，我俩一起前往圣皮埃尔岛一游。在这次游玩中，我发觉他与我在蒙莫朗西见到他时判若两人。他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矫揉造作的架势，我开始倒并不觉得恼火，但自此之后，我脑子里总要常常回想起来。当我前往伦敦，路过巴黎时，他到圣西蒙旅店又来看过我一次。我在那里得知——他先前并未告诉过我——他生活在上流社会之中，并且经常见到卢森堡夫人。我在特利时，他就音信全无了，也没托他的亲戚塞吉埃小姐转告我点消息。塞吉埃小姐是我的邻居，但看样子对我始终无甚好感。总而言之，圣布里松先生对我的仰慕，如同与范斯先生的交往一样，一下子便中断了。可是，范斯并不欠我什么情，而他则欠我点什么，除非我阻止他做的那些蠢事只不过是他耍的一个把戏：实际上，这倒是大有可能的。
从日内瓦来看我的人也非常之多。德吕克父子就相继选上我当他们的看护：父亲是在半路上病倒的，儿子从日内瓦一动身便病了，父子二人都前来我处休养了。牧师们、亲戚们、伪善者们，以及各种各样的人都从日内瓦和瑞士跑来，他们不像从法国来的人，为了崇拜我或挖苦我而来，他们是为了斥责我、教训我而来的。唯一使我觉得开心的人是穆尔杜，他跑来同我一起待了三四天，我真想再多留他一些时日。来人中跑得最勤、最死皮赖脸、烦得我够呛的是迪维尔诺瓦先生，他是一位日内瓦的商贾、法国难民、纳沙泰尔的检察长的亲戚。这位日内瓦的迪维尔诺瓦先生每年来莫蒂埃两次，是专程前来看我的。一连好几天，从早到晚地待在我家，跟我一起散步，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小礼物，让我无可奈何地探听我的隐秘，凡是我的事他都要插上一手，可我俩之间在思想上、爱好上、感情上、知识上，都没有任何可以沟通的。我怀疑他一辈子是否读完过任何种类的任何一本书，甚至连我的书写的是什么恐怕都未必知道。在我去采集植物标本的时候，他也跟着我去，可对此毫无兴趣，而且也没什么话好跟我说的，而我也没什么话好跟他说。他甚至有勇气在古穆安的一个小酒馆里，跟我相对而坐了三整天。我以为他会因为感到厌烦并且看出他让我有多么讨厌而识相地离去，可他仍旧死赖着不走，我也搞不懂他到底为何如此有耐心。
在所有这些我只是迫不得已结识和维持的关系中，只有一个是我感觉愉快并且打心眼儿里真正关切，是我不应该漏掉不说的。那是一个匈牙利青年，他来到纳沙泰尔定居。然后，在我定居莫蒂埃几个月之后，他从纳沙泰尔也到了莫蒂埃。在当地，人们称呼他为索特恩男爵，他就是以这个名字从苏黎世介绍来的。他身材魁伟，相貌堂堂，面容讨喜，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逢人便说，而且还暗示于我，他只是冲着我才来纳沙泰尔的，想通过与我的交往，趁年轻之时修身养性。他的容貌、风度和举止使我觉得与他的谈吐相一致。我以为，这个我看着无处不好、又是怀着如此可敬的动机前来寻我的年轻人，我若是将他拒之门外，那就是未尽到一个最伟大的义务了。我与人交往，从不会半心半意的。很快，他就获得了我的全部友情、全部信赖，我俩变得形影不离了。我每次去徒步郊游，他都相随相伴，而且也喜欢上徒步旅行了。我领他去元帅勋爵家，后者对他百般地疼爱。由于他还不能用法语表达，他同我说话，给我写信便只有用拉丁文，而我则用法语回答他。两种语言的交替使用丝毫未使我俩交谈的流畅和热烈受到影响。他跟我谈到他的家庭、他的事务、他的遭遇，也谈到维也纳宫廷，而且对其中的内幕了如指掌。总之，在我俩相处最为亲密的近两年当中，我只觉得他性情温和，凡事不急，品行不仅正直，而且高雅，衣着整洁干净，谈吐极其彬彬有礼。总之，他透着良家子弟所有的特征，令我觉得非常可敬可佩，不能不喜欢他。
在我俩过从甚密之时，迪维尔诺瓦从日内瓦写信给我，让我当心前来我身边住下的匈牙利青年，说有人告诉他说，此人是法国政府安插在我身边的一名奸细。这一警告是会让我觉得很不安的，因为在我住的地方，大家都提醒我凡事要留神，说有人在窥视我，在想方设法地要把我引到法国领土上去，以便在那儿对我下毒手。
为了一劳永逸地把这帮无聊的警告者的嘴给堵上，我便率先未向他有任何透露地建议他一起去蓬达里埃徒步远游，他同意了。到了蓬达里埃时，我便将迪维尔诺瓦的信拿出来给他看，然后，我热烈地拥抱着他说：“索特恩无须我向他证明我对他的信任，但公众需要我证明我是知人识人的。”这拥抱非常温馨，这也是心灵的一种快乐，是迫害者们所不识，也无法从被迫害者那儿夺走的。
我永远也不会相信索特恩是个奸细，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但他却欺骗了我。当我毫无保留地把心掏给他的时候，他竟然有勇气经常将他的心向我紧锁着，并且用一些谎言来蒙骗我。他跟我胡诌了一个不知什么故事，竟使我觉得他非回国去不可。我还劝他尽快动身。于是，他走了。当我以为他已经回到匈牙利的时候，我却听说他在斯特拉斯堡。他去斯特拉斯堡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他曾在那儿把一个家庭搅得乱七八糟：那做丈夫的知道我常与他见面，便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不遗余力地劝说年轻妻子回归妇道，劝说索特恩别忘了为人之道。当我以为他俩已完全分手的时候，这对男女却又聚首一处了，而且做丈夫的还殷勤地将年轻人又邀至家中住下。这时候，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得知那个所谓的男爵用了一大堆谎话骗了我。他根本就不叫索特恩，而叫索特斯汉姆。至于男爵那头衔，是人家在瑞士加给他的，我不能责怪他，因为他从未自称是男爵。但是，我并不怀疑他确实是个小贵族，而且一眼就能看透人的元帅勋爵，曾经去过匈牙利，他一直视他为贵族，并且是以此相待的。
他刚一离去，他在莫蒂埃用餐的那家客栈的女佣便声称身怀有孕了，说是他搞的。那女佣是个下流贱货，而索特恩在整个地区都因其行为道德之高尚而遍受敬重和爱戴，而且他又一向喜欢干干净净的，所以这盆脏水令大家都非常恼火。当地最可爱的那些女人曾百般挑逗他都未能如愿，闻听此事，都怒不可遏。我也气得七窍生烟。我竭尽全力让那个不要脸的女人闭嘴，允诺负担她的一切费用，并且为索特斯汉姆作保。我给他写了信，我不仅深信那女人的肚子不是他搞大的，而且她是装出来的，而这一切全都是他的仇敌和我的敌人玩的一个把戏。我要他回来羞辱这个女浑蛋和教唆她的那帮人。可他回信中的软弱令我惊奇。他写信给那个下贱货所在教区的牧师，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一看这个架势，便不再掺和了，非常惊奇如此放荡不羁的一个人，竟能相当地克制自己，在与我过从甚密之时，以其矜持将我给蒙骗了。
索特斯汉姆从斯特拉斯堡到了巴黎，去寻出路，但找到的只是贫困。他给我写信，诉说了他的Peccavi（）①。我回想起我俩往日的友谊，不禁心有所动，于是便寄了点钱给他。第二年，在路过巴黎时，我又见到了他，看他差不多还是那么窘困，但已是拉利奥先生的好友了。可我无法知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不知他们是老友还是新朋。两年之后，索特斯汉姆回到了斯特拉斯堡，从那儿给我写过信，后在那儿去世了。这就是我俩交往的简单情况，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遭遇。不过，我虽悲叹这位不幸青年的命运，但仍始终深信他是个良家子弟，深信他之所以放浪形骸，全都是他所处环境使然。
这就是我在莫蒂埃所交往和结识的人。得有多少这样的交往和结识才能补偿我在此同一时期所受到的惨痛损失啊！
第一个损失就是卢森堡先生之死。他在被医生们长期折磨之后，终于成了他们的牺牲品。他得的是痛风，可他们硬说不是，当成了一种他们认为能治好的病来治。关于这一点，如果应该相信元帅夫人的亲信拉罗什先生给我写信说的情况的话，那就完全应该根据这一惨痛而难忘的例子为大人物的不幸悲叹痛惜。
这位善良的大人物之死使我尤其伤心，因为他是我在法国唯一的真心朋友，他那极其温和的性格使我完全忘了他的身份地位，使我像同地位一样的人那样与他情深意笃。我俩的交往并未因我的隐遁而终止，他仍一如既往地给我写信。然而，我认为我也看出来了，我的离去，或者说我的不幸，使他的情感也降了温。一位朝臣对一个他知道已在君王们面前失宠的人仍保持同样的感情确实是很困难的。再说，我断定，卢森堡夫人对他的巨大影响是于我不利的，她一定是趁我离去之机，给他吹风，损害于我。至于她本人，尽管仍然装出点友好表示，但已实属罕见了，并且日甚一日地毫不掩饰她对我的感情上的这种变化。她断断续续地给我往瑞士写了四五封信，然后就再没有给我写过信了，也怪我当时仍太主观，太自信，太盲目，没有看出她对我已不只是冷淡而已了。
迪舍纳的合伙人、书商居伊在我走后，往卢森堡府中跑得特勤。他写信给我，说是元帅先生的遗嘱上有我的名字。这是完全自然、十分可信的事，所以我并未怀疑。这使我心里颇费踌躇，到底如何对待他的遗赠。思来想去之后，我决定不管所赠何物，都接受下来，以表示对这么一个正直的人的崇敬，因为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是不怎么会有友情的，可他却对我怀有一种真正的友情。但我被免除了这一义务，因为我没再听说这个不知真假的遗赠。说实在的，我若是趁我所情有独钟的人的死而捞点什么的话，那会使我因违背了我道德准则中的一条而痛苦不堪的。在我们的朋友米萨尔病危的时候，勒涅普曾向我建议，趁他对我们的关怀表示感激之际，暗示他给我们点好处。“啊！亲爱的勒涅普，”我对他说，“我们在对我们生命垂危的朋友尽我们伤心而神圣的义务的时候，千万别有非分之想，从而玷污了自己。我希望任何人的遗嘱上都别有我的名字，至少永远别在我的任何一位朋友的遗嘱上有。”差不多就在这同一时期，元帅勋爵跟我谈起了他的遗嘱，说他打算在其中留点什么给我，而我对他的回答，已在上卷中谈到过了。
我的第二个损失，使我更加悲痛欲绝，更加欲哭无泪，那就是女人中最好的女人、母亲中最好的母亲撒手西归了。她已不胜年迈，不胜残疾和穷困，脱离了这人间苦海，去到善人天国，去甜美地回忆在人世间所做的善行义举，以作永恒的回报。去吧，温柔而慈善的灵魂，去到费讷隆、贝尔奈、卡蒂纳那样的人身边去吧，去到那些虽地位卑贱，但能像他们一样慈悲为怀的人们身边去吧，去享受您的慈缘善果吧，去为您的受养育者准备好他希望有朝一日在您身边占有的位置吧！您是不幸中的大幸，上苍结束了您的苦痛，也就免去您看到受您养育者的不幸时的扼腕切肤之痛了！因为害怕把我先前所受的种种灾难告诉她而让她伤心落泪，我到了瑞士之后，就没给她写过信。但是，我却给孔济埃先生写过信，打听她的消息。是他告诉我说，她已经停止安慰受苦的人们了，她自己也不再受苦受难了。我自己也很快就要不再受苦了。但是，如果我觉得在另一个世界里不能与她重逢，我那脆弱的想象力将不会相信我所期待于在另一世界中能够获得的幸福美满。
我的第三个损失也是最后一个损失，因为自此之后，我就不再有朋友可失去的了。那就是我失去了元帅勋爵。他没有死，但不愿再为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效力了，便离开了纳沙泰尔，自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他还在人间，我希望他将活得比我长久。他还健在，而且，多亏了他，我才没有完全断绝尘缘。尘世上还剩下一个配有我的友谊之人，因为友谊的真正价值更多地存在于人们所感觉的友谊而非人们所启迪的友谊之中。但是，我已失却他的友谊所施与我的种种温馨了，因此，我只能把他列入我仍爱着、但已不再有联系的人中了。他正要前往英国去接受国王的恩典，收回他已被没收的家产。我们在分别之时，并非没有订过一些重逢的计划，这些计划似乎对他和对我几乎都是甜蜜美好的。他准备在阿伯丁附近的基思城堡定居下来，我将去那里找他。但是，这个计划过于让我称心了，以至于我不可能希望它得以实现。后来，他并没待在苏格兰。普鲁士国王情真意切的邀请，使他回到了柏林，大家马上就可看到，我是怎么受到阻碍，未能去那儿与他重逢的。
他在动身之前，已预见到人们开始掀起的反对我的那场风暴的到来，因此便主动让人给我送来入籍证明，这似乎是对付别人可能要将我驱逐出境的一个可靠保障。特拉维尔谷的古维修会，仿效总督的做法，给了我入会证明，也同入籍证明一样，是免费赠予的。因此，从各个方面来说，我都成了本国公民，可以免遭任何合法驱逐了，就连君主也不能这么干。但是，人们在对所有人中那个一向最尊重法律的人进行迫害时，是从来不通过合法途径的。
我认为我不能将马布利神甫之死归于我在这段时期里的损失之列。我在他兄长家住过，与他有点交往，但从来就不太密切，而且，我有理由认为，自打我比他的名气大了之后，他对我的感情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过，只是在《山中来信》发表之后，我才第一次发现他对我不怀好意。在日内瓦流传着一封致萨拉丹夫人的信，据说是出自他之手，他在此信中把我那部作品说成是一个蛊惑人心的狂人的煽动性叫嚣。由于我对马布利神甫的敬重，由于我对他学识的钦佩，我一刻也不能相信这封荒诞的信会出自他的手笔。为此，我按照我的坦率让我做的那样去做了。我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寄去给他，并挑明有人说是他写的。他没给我任何答复。他的沉默令我惊讶。后来，舍农索夫人写信告诉我说，那封信确确实实是神甫写的，而且说我的信让他十分尴尬。请大家想一想，我闻知该又是多么惊讶啊。因为，就算是他说得有理，但他既不受制又无必要，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个他一向表示好感而又从未对不起他的人，在其灾难深重之时再踹上一脚，而且还公开地、大肆地、开心畅怀地去干，这又怎么解释呢？不久之后，《弗基昂谈话集》出版了，我在书中见到的只是对我的著作的肆无忌惮、毫不知耻的剽窃和拼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感觉到其作者对我已是横下心来了，从今往后，他将是我最凶狠的敌人。我相信，他既不能原谅我的那本他力所不及的《社会契约论》，也不能原谅我的那本《永久的和平》，他原先似乎是只希望我搞点圣皮埃神甫的作品摘录，并且认为我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我越往下写，就越难厘清顺序，越难前后连贯。我的余生动荡不定，使我无暇将一桩桩事情在脑子里理出个头绪来。桩桩件件的事情太多，太乱，太不愉快，所以叙述起来不可能不紊乱。它们给我的唯一的强烈印象就是笼罩着事情原因的那可怕的神秘以及它们把我逼入的可悲境地。我的叙述只能走到哪儿算哪儿，脑子里想到什么写什么。我记得，在我所说的这个时期，我一门心思地想着我的《忏悔录》，很不谨慎地逢人便谈起此事，甚至都没有想到有谁会有兴趣、有愿望、有能力对我的这项工作从中作梗，而且，即使我想到了，我也不会更谨言慎行的，因为我生性就根本不可能对自己的所思所感作任何的隐瞒。据我的判断，这项工作被人知晓之后，就成了把我逐出瑞士，把我交到阻止我这么做的那些人手里的那场风暴的真正原因。
我还有一项计划，也是害怕我做前一项工作的那些人冷眼相对的，那就是计划编纂我的作品全集。我觉得出版全集很有必要，为的是确认一下以我的名义出版的作品中哪些真的是我的作品，让公众能够把它们与我的敌人们为了贬损和糟践我而加给我的那些赝品区别开来。除此而外，出版全集也是保证我的口粮的一个简单而正当的途径，而且也是唯一的途径。因为我正放弃继续著书立说，我的回忆录在我生前又不能发表，再说用任何别的办法又挣不到一文钱，可开销始终不减，眼见我最后几部作品的收入已快告罄，难以为继了。有鉴于此，我曾经急着将尚未定型的《音乐辞典》拿了出去，换回了一百金路易现金和一百埃居的终身年金。但是，这一百金路易眼看就要花完了，因为我每年都得花到六十多个金路易，而一百埃居的年金对于一个乞丐穷鬼一窝蜂地找上门来的人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有一伙纳沙泰尔的商人跑来要承揽我的全集的出版，而且，有一个里昂的印刷商或书商，名叫雷基亚先生的，也不知怎么钻进那伙人中间去主持全集的出版。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的著作已印的和手稿加在一起可以够出四开本六卷的。此外，我还负责监督编纂，为此，他们得付我一笔一千六百法国利弗尔的终身年金，并一次性付给我一份一千埃居的赠款。
合同拟好了，还没有签字。这时，《山中来信》出版了。针对这部罪不容赦的作品以及它那怙恶不悛的作者而掀起的可怕浪潮使那伙书商吓坏了，因此，出版工作便泡了汤。我本可以将这部作品的后果与《论法国音乐的信》相提并论的，只不过那封论音乐的信在给我招来仇恨、让我身陷重围的同时，至少也给我留下了尊敬和钦佩。在《山中来信》出版之后，在日内瓦和凡尔赛，人们似乎很惊讶，竟然让我这样一个恶人活在世上。在法国使节煽动下、在检察长操纵下的小议会，针对我的这部作品发表了一项声明，以最恶毒的字眼儿宣称它只配让刽子手拿去烧毁，并且带着近乎滑稽的腔调，说是人们在批驳，甚至是在提一提它时，都会觉得汗颜。我很想能把这篇奇文转录于此，可惜手头没有，而且一句也记不起来了。我热切盼着我的哪一位热衷于真理和正义的读者，能把《山中来信》从头至尾地再看上一遍。我敢说，他将会感觉到，人们是欲置其作者于死地，对作者进行了明目张胆而残酷凶狠的侮辱，其实这部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种泰然自若的节制。但是，他们无法回答辱骂，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辱骂，也无法驳斥其论点，因为它们是无可辩驳的，所以他们便决定表现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架势，却不愿予以批驳。可是有一点倒是对的：如果他们把不可辩驳的论据当作辱骂的话，那他们倒是应该认为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了。
国民代表们并没有对这个可恶的声明有过任何的抱怨，而是沿着它给他们划定的路线去走。他们非但没有以《山中来信》为荣，反而躲在它的背后，以它作为自己的挡箭牌，竟然懦弱地不对这篇为他们辩护并且是应他们之邀而写的作品表示敬意，也不为之伸张正义，尽管他们偷偷地从中抽取了全部证据，尽管他们因只是准确地遵循了该作最后的忠告才得以摆脱困境，取得胜利，却不公开引用和指明这部作品。他们曾把这一职责强加于我，我尽了这一职责，我为祖国和他们的事业鞠躬尽瘁了。我请求他们把我的事撇下，只考虑他们自己的纷争。他们按我的话去做了，而我只是为了不断地请求他们停止争吵，才插手他们的事情的，因为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们仍固执己见的话，一定会被法国压垮的。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个中原委我是明白的，但这儿不是说的地方。
《山中来信》在纳沙泰尔的反响起先是很平淡的。我赠送了一本给蒙莫兰先生，他很高兴地收下了，而且读后也未有异议。他同我一样，有病在身。待病好的时候，他前来看过我，并没有说什么。但是，风波起来了，书不知在什么地方被焚烧了。风暴的中心从日内瓦，从伯尔尼，也许还从凡尔赛，很快便移到纳沙泰尔来了，特别是移到了特拉维尔谷。在这里，甚至在宗教界尚未有任何明显的动作之前，有人就已经在暗中下手，煽动老百姓了。我敢这么说，我在这块地方是应该受到爱戴的，正如我在我所生活过的任何地方受到爱戴一样，因为我乐善好施，周济身边的任何贫困之人，对任何人都予以我力所能及、天经地义的帮助，同所有的人亲近异常，也许有点过火，而且，尽可能地不显山露水，免得引人嫉妒。但是，凡此种种并未能阻止不知受何人暗中唆使的群氓们渐渐地对我不悦，竟至达到怒不可遏的程度。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辱骂我，不仅是在乡间路上，而且在大街上亦然。曾经得我好处最多的人也是反我最凶的人，甚至有一些我仍在施以恩惠的人，自己不敢抛头露面，却撺掇别人，似乎想以此来洗刷对我感恩戴德的耻辱。蒙莫兰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还没有跳出来。但是，在将近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到了时，他前来我处，劝我不必前往，并向我保证，他不管怎么说并不恨我，绝不会让我不得安生的。我觉得他的客套话很蹊跷。他还向我提起布弗莱夫人的那封信，而我无法想象，我去不去领圣餐同谁有那么大的关系。由于我认为若是让步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再说，我也不愿让公众抓住把柄，斥责我大逆不道，所以我断然地拒绝了牧师，他怏怏而回，并暗示说我会追悔莫及的。
只凭他一个人说话是无法禁止我去领圣餐的，必须由曾接纳我的那个教务会议发话才行，而只要教务会议不发话，我便可大胆前去，无须害怕遭拒。蒙莫兰设法让教会授命他传唤我去教务会议交代我的信仰，若我拒绝，就将我逐出教会。逐出教会一事也只能由教务会议决定，而且必须以多数票通过才行。但是，以老教友的名义组成此会议的那些乡民，是由其牧师领导，而且心照不宣，是由牧师操纵的，当然是不会与牧师的意见相左的。特别是在神学问题上，他们对此问题比他还要一窍不通。因此，我被传唤，决定出庭。
如果我善于辞令，如果我的嘴犹如我的笔一样，这会是多么好的一次机会，对我该是多大的一个胜利啊！我将以多大的优势，又是多么轻而易举地在那六个乡民面前将那个可怜的牧师驳得体无完肤啊！新教牧师的统治欲使之忘掉了宗教改革的所有原则，所以我只要解释一番他们愚蠢地据之以攻击我的《山中来信》的头几封信，就足以让他们想起这些原则，驳得他们哑口无言。我的文章是现成的，我只需发挥一下，那家伙便会乱了阵脚。我不会傻乎乎地只去防守，我很轻易地便能成为攻击者，而又不让他有所察觉，或者让他防不胜防。宗教界的那帮无名鼠辈，既无知又愚蠢，主动地把我推上了我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他们击垮的最有利的地位。唉，可惜！必须口齿伶俐，而且得随机应变，必要之时，必须立即想出点子，掌握语气，找到恰当字眼儿，必须自始至终头脑清醒，镇定自若，一刻也不能乱了方寸。我痛感自己笨嘴拙舌，无随机应变之能力，对自己又能抱什么希望呢？当年，在日内瓦的一个完全呵护我、已决定同意一切的议会面前，我都被弄得哑口无言，无地自容，而这一次，形势则完全相反，我要与之交手的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他不学无术却诡计多端，他将给我设下众多圈套，让我蒙着头往里钻，而且他不抓住我的把柄是绝不罢休的。我越看这个情势，就越觉得危险重重，因此，我感到无法安然摆脱，便想出另一个办法。我考虑拟一篇要去教务会议宣读的演说词，不承认它的权力，从而免了我对它的回答。这事对我来说易如反掌。于是，我便写好了这篇演说词，以未曾有过的极大热情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泰蕾兹见我老是不停地嘟哝、重复那些同样的语句，想法装进脑子里去，便取笑我。我希望最终能把稿子背出来。我知道领主作为国王的官员，将要参加教务会议，也知道不管蒙莫兰如何耍手腕，请吃请喝，大部分老教友对我都深有好感的，而我又有道理、真理、正义、国王的保护、邦议会的权威以及这种宗教裁判的建立与之利害相关的所有善良爱国者的祈愿为我撑腰。凡此种种，都在为我壮胆打气。
指定的那一天的前夕，我已把那篇演说词背熟了，背得一字不差。整整一宿，我都在脑子里默诵。但到了早上，又背不出来了，磕磕巴巴的。自以为已经进到了那个赫然的教务会议上，心里发毛，语无伦次，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后，差不多要去的时候，我完全泄了气。我待在家里不去了，决定给教务会议写一封信，仓促地提出些理由，借口身体不适，去不了了，而且，就我当时的健康状况，我也真的是很难在那次会议上从头坚持到尾的。
牧师见到我的信，颇为尴尬，只好把这事推迟到下次会议再说。在此期间，他本人及其手下们，大事活动，想诱惑那些老教友，因为老教友们宁可凭自己的良心而不愿照他的心意行事，不会跟着宗教界和他人云亦云的。不管他如何酒肉佳肴加好话说尽，除了能笼络住那两三个对他死心塌地、成了他走狗的家伙而外，他未能说动其他任何一个老教友。国王的那位官员以及在这件事上极其热情的皮利上校使老教友们恪守了自己的职责，当蒙莫兰想对驱逐一事进行表决时，教务会议以多数票一下子把他给否决了。于是，他便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煽动群氓，同他的同事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公开活动，而且十分成功，以至于尽管国王一再颁发严厉诏书，尽管邦议会三令五申，我最终还是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免得国王的那位官员因为保护我而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我对这件事的记忆极其模糊，所以对于脑子里想到的东西，理不出头绪，连缀不起来，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零零碎碎，互不连贯。我记得，与宗教界曾有过什么谈判，是蒙莫兰从中撮合的。他假装说是大家害怕我的著作会扰乱地方安宁，有人会责怪这个地方不该让我胡乱地写。他曾暗示我，如果保证放下笔杆子，可以既往不咎。我心里早就有此意愿了，所以毫不迟疑地便答应了宗教界，但有个条件，那就是只限于不写宗教问题。他竟然立了字据，一式两份，并且作了他所要求的某些改动。由于宗教界没有满足我的条件，我便索回我的字据。他还给我一份，把另一份扣下了，借口说是弄丢了。此后，群氓们受牧师们的公开煽动，无视国王御诏，无视邦议会的命令，简直是无法无天。在宣教台上，我被打成反基督者，在乡间，我被看作狼人（）①一般地被驱赶。我的亚美尼亚服装让群氓们很容易识别，我痛切地感到多有不便。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弃之不穿，我觉得是一种懦弱。我下不了这个狠心，仍旧穿着皮里长袍，戴着皮软帽，静静地在当地散步，遭到无赖们的一片嘲骂，有时还遭到石块的袭击。有好多次，在走过一些人家门前的时候，只听见住在里面的人在说：“把我的枪拿来，让我给他一枪。”但我并没有赶忙溜走，他们因此更加来气，不过，也只是威胁几句而已，起码是没有动枪。
在这群情激昂之中，我仍旧有两件非常开心的事，令我极其感动。第一件是通过元帅勋爵的关系，我可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纳沙泰尔所有仁人君子对我所受到的虐待以及针对我搞的卑鄙伎俩无不义愤填膺，憎恨诅咒那帮牧师，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是受外人唆使，只不过是那些躲在幕后操纵他们的人的爪牙而已，而且生怕对我的做法最后会导致货真价实的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地方官员，特别是接替迪维尔诺瓦担任检察长的默龙先生，全都竭尽全力地在保护我。皮利上校虽然是单枪匹马，却更加尽力，而且收效更大。就是他，想出办法让老教友们恪守职责，让蒙莫兰在教务会议上碰了钉子。由于他有点声望，他就尽其所能地利用它来制止骚动。但他拥有的只是法律、正义和公理的权威，只能用它来与金钱和酒肉对抗，所以并不是势均力敌，而在这一点上，蒙莫兰战胜了他。然而，我对他的关怀、他的热忱是深为感动的，总想以德报德，总想采取什么方式还清他的这份情。我知道，他一直深切盼望着能谋得邦议员的席位，但是他因为在珀蒂皮埃尔牧师一案中不合宫廷意愿，表现欠佳，所以在国王和总督面前失宠了。我斗胆地给元帅勋爵写了封信为他求情，甚至还大胆地提到他所盼望的那个席位。真是走运极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国王几乎立即把这一席位委给了他。就这样，一直把我一面捧得很高，一面将我摔得太低的命运，继续在把我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正当群氓们把污水往我身上泼的时候，我却造就了一名邦议员。
我的另一大快事就是韦尔德兰夫人带着女儿一起前来看我。她是领着她女儿去布尔波纳洗温泉的，特意绕道来莫蒂埃，在我处住了两三天。她对我倍加关怀和照顾，终于消除了我长期以来对她的厌恶。我的心为她的爱抚所征服，对她此前一直对我所表示的友谊投桃报李了。我对她的这次来访深为感动，特别是在我当时所处的境况中，为了鼓足勇气，我极其需要朋友的慰藉。我担心我所受到的群氓们的侮辱使她承受不了，本想不让她看到那些情景，免得让她伤心，但我又办不到。尽管我们一起散步时，她的在场震慑住了那帮无礼的人，但她还是看到了不少情况，能够判断出我单独一人时的情景。甚至就在她在我家住着的时候，我开始在夜间，在自己的住处，受到袭击。她的女仆有一天早晨，发现我的窗户被夜里投掷的石块给堵住了。我门口街边一只沉甸甸的石凳，原是固定着的，被挪动，立着顶住我的门。如果不是发现得早，谁第一个出去开大门，肯定要被砸死的。韦尔德兰夫人对所有这一切全都清楚，因为，除了她目睹的而外，她的心腹男仆在村子里交游甚广，跟所有的人都进行接触，有人甚至见他跟蒙莫兰交谈过。然而，她却似乎对我的遭遇毫不介意，既没跟我提及蒙莫兰，也没跟我谈起过任何人，当我有时跟她谈起时，她也很少回答我。只是她深信我住到英国比待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合适，跟我常常谈到当时正在巴黎的休姆先生，谈他对我多么有感情，谈他多么希望能在他的祖国帮助我。现在该是谈谈这位休谟先生的时候了。
休谟先生在法国名气很大，特别是在百科全书派中间，因为他写了一些论商业和政治的书，最近又出版了《斯图亚特家族史》，这是我通过普雷沃神甫的译本渎过一点的他的唯一一部著述。因为没有读过他的其他著作，所以，根据人家跟我谈起的他的情况，我相信休谟先生把一颗共和主义的灵魂与英国人崇尚奢华的悖论结合起来了。根据这一看法，我把他对查理一世的全部颂扬视作一种公正的奇迹，从而对他的道德和才情钦佩之至。结识这位罕见之人和获得他的友情的愿望，大大地增强了我因他的密友布弗莱夫人早已劝过我去英国的那种跃跃欲试的心情。我到瑞士之后，经布弗莱夫人之手转来一封他的信，一封极其殷切客气的信，他在信中除对我的才气不惜溢美之词之外，还急切地邀请我去英国，愿运用自己的声望，并把他的朋友们介绍给我，使我在英国过得愉快。我在此地见到他的同胞及朋友元帅勋爵，后者证实了我所认为的休谟先生具有的一切长处，甚至还告诉我一则有关休谟先生的文学逸事，此事令他十分惊讶，也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华莱士曾就古代人口问题写文章抨击休谟，但其作品付梓时，他人并不在。休谟便负责看他的校样，并监督发行。这种行为举止正好与我的情趣相投。我也正是这样，曾有人写了一首歌攻击我，我却帮他去卖，六个苏一份。因此，当韦尔德兰夫人跑来跟我眉飞色舞地谈论休谟对我的友情以及他是如何急切地盼着我去英国，以蓬荜生辉——她就是这么说的——的时候，我已完全对休谟怀有深深的好感了。她对我百般鼓动，叫我利用他的这份盛情，叫我给休谟先生去信。由于我天生地不喜欢英国，而且不到走投无路也绝不走这一着棋，所以我拒绝写信去，也不肯应承，但我让她全权处理，为使休谟热情不减，她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来。她在离开莫蒂埃时，由于已经说尽了这位名人的好话，所以使我深信，他已属于我的一个朋友了，而且她更加是他的好友了。
她一走，蒙莫兰便加紧活动，群氓们更加无法无天了。然而，我仍旧岿然不动地在嘲骂声中散步，而且，因跟迪维尔诺瓦博士在一起而开始感觉兴趣的植物学，给我的散步增添了新的乐趣，使我足迹踏遍全邦，采集标本，对那帮无赖的叫嚣无动于衷。我的镇定自若令他们更加怒不可遏。最使我痛心伤怀的种种事情中的一件是，我看见许多朋友或者称之为朋友的人的家属，也相当公开地加入我的迫害者们的同盟中去了，譬如迪维尔诺瓦一家，我的那位伊莎贝尔的父亲及兄长，我住在她家的那位女友的亲戚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以及她的小姑子吉拉尔迪埃夫人。那个皮埃尔·波瓦迟钝之极，愚蠢透顶，行为举止粗暴到了极点，所以，为了免得生气，我便拿他寻开心，我按《小先知》的笔调，写了没几页的一本小册子，取名《号称通灵者的山中皮埃尔的梦呓》。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想出法子，挺逗趣地拿当时成为迫害我的借口的那些奇迹嬉笑怒骂了一番。迪贝鲁把这篇东西在日内瓦让人印了出来，因为它在当地影响平平。纳沙泰尔人就是用足了心思，对于这种稍微细腻一点的雅谑，这种风趣，他们就体会不太出来了。
我同一时期还写过一篇东西，用的心思稍许多些，大家将会在我的文稿中见到此手稿。我必须在这里谈一谈它的来龙去脉。
在一道道通缉令和迫害最疯狂的时候，日内瓦人特别起劲，叫嚷得最凶。特别是我的朋友凡尔纳，以一种为神学赴汤蹈火的精神，恰恰选中这个时候，发表一些信件来攻击我，想证明我不是基督徒。这些信的口气虽洋洋得意，但并不怎么高明，尽管有人说博物学家博内曾经插手。这位博内，虽说是唯物主义者，但一牵涉到我，他便立即显出他那褊狭的正统派神气来。我当然是不想反驳这种作品的，但是，既然有在《山中来信》中说句话的机会，我便在其中夹进一个颇鄙夷不屑的小注，把凡尔纳气得暴跳如雷。他在日内瓦疯狂地叫嚷，而且迪维尔诺瓦还告诉我说，他气得都控制不住自己了。不久之后，出现一张匿名的散页印刷品，似乎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沸勒热腾河水（）①写的。在这个匿名散页印刷品中，我被指斥让自己的孩子们流落街头，自己跟一个包月娼妓厮混，纵情声色，梅毒遍体，以及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妙语佳言。我不难看出这是出自何人之手。我在读到这篇诽谤短文时，第一个想法就是要真正重视人世间的名分和声誉。因为我看到一个一辈子从未进过窑子的人，一个其最大的缺点就是腼腆、羞涩如少女的人，被说成是逛窑子的老手，看到自己被人说成是满身梅毒，可我却从未得过一点这样的病，而且这方面的行家甚至认为我根本得不了这种病。经过反复掂量，我认为只有将这篇诽谤短文拿到我住过最久的那座城市去印行，才能更好地批驳它。于是，我便把它寄给迪舍纳，让他照原样印出来，并加上一条按语，把凡尔纳的尊姓大名点出来，再加上几条短注，以澄清事实。让人印了这篇短文之后，我觉得还不满足，我又把它寄给了好几个人，其中有符腾堡的路易亲王先生，他一向对我很敬重，而且，我当时同他保持通信往来。这位亲王、迪贝鲁和其他一些人似乎不相信凡尔纳会是此词诽谤文的作者，责备我过于轻率地就把他的名字给点了出来。经他们一说，我有所顾虑了，便写信给迪舍纳，让他不要印那篇诽谤文了。居伊写信给我，说是已经抽出不印了。可我并不知道他此话是否当真。我发觉他在许多事情上都谎话连篇的，所以这一次再撒一回谎也不足为奇。从此以后，我便被深深的黑暗给笼罩住了，再也看不到任何的真相。
凡尔纳先生忍受了我的指控，其态度之温和简直令人惊诧，特别是他在先前表现得那么暴跳如雷。他给我写了两三封信，非常克制，我觉得其目的无非是通过我的回信设法弄清我究竟知道多少底细，我是否有什么对他不利的证据。我回了他两封信，很短，很干巴，很生硬，但用词却未失礼貌，他一点儿也没动气。接到他的第三封信，我见他想保持一种通信联系，便没再回他的信了，他又通过迪维尔诺瓦向我作解释。克拉美夫人写信给迪贝鲁说，她肯定那篇诽谤文不是凡尔纳写的。这一切都丝毫没有动摇我的决心，但是，由于我总归也会弄错的，那样的话我就得正式向凡尔纳赔礼道歉，所以我让迪维尔诺瓦捎话给他，如果他能向我指出那篇诽谤文的真正作者是谁，或者起码向我证明那不是他写的，我就将向他赔礼道歉，直到他满意为止。不仅如此，我因深深觉得，不管怎么说，如果我冤枉了他的话，我就无权要求他向我证明什么，所以我决定在一篇比较长的声明中写明我深信是他的种种理由，请凡尔纳不能拒绝的一个仲裁人来加以判断。人们将猜不出我选的这个仲裁人是哪一个——就是日内瓦议会。我在声明的末尾宣称，如果日内瓦议会在审阅了声明，并且做了它认为必要的，而且是它力所能及的成功的调查之后，宣布凡尔纳先生不是那篇诽谤文的作者，那我便立即去向他负荆请罪，直至得到他的宽恕为止。我敢说，我追求公道的热忱、我灵魂的正直与豪迈、我对人人生而有之的对正义的爱的信心，从未像在这篇入情入理而又感人肺腑的声明中表现得那样淋漓尽致，那样跃然纸上，我在其中毫不犹豫地把我最势不两立的敌人们当成了诬蔑者和我的公断人。我把此声明念给迪贝鲁听，他的意见是不要用它，我便没有用它。他劝我等着凡尔纳答应向我提供的证据，我便等着，而且现在还在等。他劝我在等的时候别再吭声，我便默不作声，而且在有生之年也将沉默不语，任人去斥责我把一个严重的、莫须有的、无证据的罪名强加给了凡尔纳。可我内心深处坚信，如同坚信我自身的存在一样地坚信，他就是诽谤文的作者。我的声明在迪贝鲁的手中。万一它能得见天日，人们将在其中看到我所说的种种理由，而且，我希望人们将会从中了解到我的同胞们一直不愿了解的让-雅克的灵魂。
现在该谈一谈我在莫蒂埃的灾难了，该谈一谈我在特拉维尔谷住了两年半，并坚定不移地承受了八个月最卑鄙的虐待之后离开时的情况了。这段不愉快的时期的细枝末节要我清清楚楚地回想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将可以在迪贝鲁发表的有关的那篇事记中看得到，我在下面将要谈谈这篇事记。
自从韦尔德兰夫人走后，骚动变得更加激烈了。尽管国王连连下诏，尽管邦议会三令五申，尽管领主和当地官员们对我百般呵护，但老百姓就是把我看作是个反基督者，而且眼见怎么鼓噪也无济于事，便终于想动真格的了。我走在路上，石块已开始向我掷来，不过离得稍微远了点儿，还砸不着我。最后，在九月初开始的莫蒂埃集市之夜，我在住处被袭击了，并且危及所有住在宅子里的人的生命。
午夜时分，只听见屋后长廊里哐啷一声响，随后石块便像雨点般地冲着面对长廊的窗户和门砸来，噼里啪啦地落在地上。我的狗是睡在长廊上的，先还在狂吠，后来也给吓得不敢叫唤了，逃到角落里去，又咬又挠板壁，想逃出去。我听见声响便起来了，正要走出卧房到厨房里去，突然一块石头猛力地掷来，打破窗户，飞过厨房，砸开我的房门，落在了我的床脚下。我若是早起来一秒钟，那石头准砸在我的胸口上。我判断那哐啷一声是为了把我引出来，待我一出房门，那块石头正好迎面飞来。我一个箭步蹿进厨房，只见泰蕾兹也早已经起来，浑身筛糠似的朝我跑过来。我俩紧贴着一面墙，避开窗户正面，免遭石块袭击，并商量如何躲避才好，因为跑出去呼救正好让人给砸死。幸好，住在我下面的一个老先生的女仆，听见动静起来了，跑去叫住在我们对门的领主。后者连忙跳下床，匆忙穿上晨衣，立即带上警卫队赶了来。警卫队因有集市，当夜正在巡逻，当时就在附近。领主见被砸得一塌糊涂，脸都吓白了，再一看长廊里满是石头，不禁惊呼：“上帝！成了采石场了！”在察看楼下时，发现一个小院子的门被砸开了，有人想从长廊闯进屋子里来。在研究为何警卫队根本没有发现或阻止骚乱时，大家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当晚的警卫任务虽然已轮到别的村子了，可莫蒂埃的警卫队却坚持要由他们来巡逻。第二天，领主把他的报告呈送给邦议会。两天后，邦议会下令他调查这一事件，答应犒赏揭发罪犯的人，并为揭发人保密，同时，在破案期间，派人警卫我的屋子和与之相邻的领主的屋子，费用由国王负担。第二天，皮利上校、检察长默龙、领主马蒂内、税务官居约内、司库迪维尔诺瓦及其父亲，总而言之，当地的头面人物全都跑来看我，异口同声地劝我避避风头，至少暂时离开我已无法再安然地、体面地住下去的这一教区。我甚至发现，领主也被这帮暴民的愤怒吓破了胆，生怕他们迁怒于他，所以也很愿意看到我尽早离开，免得他左右为难，而且他自己也可以离开此地——我走了之后，他也真的走了。我让步了，而且都没觉得难受，因为看到百姓们对我的仇恨，我的心都碎了，真也受不了了。
我有不止一条退路可以选择。自从韦尔德兰夫人回到巴黎之后，她给我来过好几封信，谈到一位她称之为“爵士”的沃波尔先生，说他对我表现出极大热情，他还建议我去他的一处庄园。韦尔德兰夫人把这个人处描绘得舒适温馨，把那儿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起居叙述得极尽其详，足见那位沃波尔爵士是跟她一起商定好这一计划的。元帅勋爵曾一直劝我住到英国或苏格兰去，也向我提供了他的一处庄园作为我的栖身之地。不过，他后来又向我提出一个地方，在波茨坦，在他身边，这对我的吸引力更大些。他最近还告诉过我国王跟他谈起我时说的话，意思是邀请我住到那儿去，而且，萨克森-哥特公爵夫人翘首以待我的到来，竟写信给我，催促我顺路去看看她，在她身边住上一段时间。可是，我对瑞士感情甚深，下不了狠心离开它，只要我有可能在瑞士住下去，我就要利用这段时间来执行我几个月来一直盘算着的一个计划。我因为怕打断我的叙述，对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说一下。
这个计划就是住到圣皮埃尔岛上去，那是伯尔尼医院的产业，位于比埃纳湖中央。头年夏天，我同迪贝鲁徒步远游时，我们参观过该岛，简直被它给迷住了，自那以后，便总是在想有什么办法能在那岛上住下。最大的障碍就是，该岛属伯尔尼人所有。三年前，伯尔尼人曾可耻地将我驱逐出境，所以，除了我的傲岸不容我回到那帮曾经粗暴地对待我的人那儿去之外，我还有理由担心他们在这个岛上比在伊弗东更要让我不得安宁。我曾就此请教过元帅勋爵，他同我的想法一样，认为伯尔尼人会很乐意看到我囿于该岛，作为人质，以使我在将来写东西时有所顾忌。元帅勋爵也曾通过他在科隆比埃府的旧邻斯图尔勒先生就此去试探过他们的态度。斯图尔勒先生找该邦的一些头领谈过，并根据他们的答复，向元帅勋爵保证，伯尔尼人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深为羞愧，正求之不得我能住到圣皮埃尔岛上来，保证不会骚扰我的。为了慎之又慎，我在冒险前去居住之前，又通过夏耶上校再去打听一番，夏耶上校证实了上面的说法。由于该岛税务官从他的上司们那儿已接到允许我住进该岛的许可，我认为自己住到税务官家里就没有丝毫的危险了，因为邦首脑和岛主人都默许了。之所以说是默许，是因为我不能指望伯尔尼的大人先生们会公开地承认他们过去对我的所作所为是不公正的，不能指望他们会如此这般地违背所有权势者的那条最不容侵犯的信条。
圣皮埃尔岛在纳沙泰尔称为上岗岛，位于比埃纳湖中央，方圆有半法里。地方虽然不大，但提供了生活所需的所有主要产物。上面有农田、草场、果园、树林、葡萄园，而且，由于地形起伏不定，整个岛子形成了一个赏心悦目的形状，特别是各个部分无法尽收眼底，一览无余，而是互相掩映，让人以为该岛比实际上更大。岛的西边是一个很高的平台，与格勒莱斯镇和博纳维尔镇遥相呼应。平台上，有一条长长的林荫道，被一个“大沙龙”拦腰切断。葡萄收获季节，每逢星期天，人们便从邻近的岸边聚到这里，跳舞，娱乐。岛上只有一幢房屋，既宽敞又舒适，由税务官住着，位于一个凹处，大风吹不着它。
岛子南边，五六百步开外，是另一个小岛，比它小得多，荒无人姻，就好像是从前被风暴从大岛吹开去的。砾石中，只长有柳树和春蓼，不过，上面倒是有一高高的小丘，绿草茵茵，赏心怡人，该湖状如一个几乎规则的椭圆，湖岸虽不如日内瓦湖和纳沙泰尔湖那么千姿百态，但依然构成一片美景。特别是西岸，人烟稠密，山脚下是一片片葡萄园，几乎与科特-罗蒂（）①相似，只是所产的葡萄酒却大为逊色。由南往北，还可以在西岸看到圣-让大法官辖区、博纳维尔镇、比埃纳以及湖尽头的尼多镇。有一些非常美丽的村庄点缀在这些镇子中间。
这就是我早已为自己规划好的那个退隐处，我决定离开特拉维尔谷之后，便直奔那儿定居。这一选择非常符合我那平静的爱好和孤独而懒散的性格，所以我把它归入我最为醉心的美梦之中。我觉得，在这个岛子上，我将更加与世人隔绝，更可免遭他们的侮辱，更能被他们遗忘，一句话，更可以沉醉于无所用心和沉思生活的甘美之中。我真想将自己紧紧地禁锢在这个岛上，和世人不再来往，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我采取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措施，以便摆脱与世人交往的必要。
关键是生活的问题。在该岛上，食品昂贵，运输困难，因此，生活费用很高，加之还得听那个税务官的摆布。由于迪贝鲁很乐意地同我一起作出了安排，他取代了承揽我的全集而又放弃出版的那伙书商，所以上面的那个困难便迎刃而解了。我把出版全集的所有材料全都交给了他。我负责材料的整理和编纂。此外，我还答应将我的回忆录交给他，让他全面保管我的所有文稿。但我提出了一个特别条件，就是只能在我死后才可利用它们，因为一心想着能安安生生地了却此生，不想让公众再想起我来。这么一来，他负责向我支付的终身年金就足以维持我的生活了。元帅勋爵收回了他的全部财产，主动送我一笔年金，达一千二百法郎，我只是把它减了一半之后才收下的。他想把年金的本金给我，因为苦于无处存放，我没答应，所以他就把它交给了迪贝鲁，此钱仍在后者手中，由后者按他和馈赠者商定的标准支付我终身年金。因此，把我跟迪贝鲁订的合同、元帅勋爵所赠的年金——其中三分之二在我死后支付给泰蕾兹——和我要从迪舍纳那儿支取的三百法郎的年金加在一起，我满可以过上一种体体面面的日子了。不光是对我而言，而且在我死后，对泰蕾兹也是如此，因为我把雷伊付给的年金和元帅勋爵赠送的年金加在一起，给她留下了七百法郎的年金。这样，我就不再担心她没有饭吃了，也无须担心自己会饿死了。但是，我命中注定了不得不拒绝财运和劳动给我送上门来的所有财源，注定了我死时将同在世时一样的穷困潦倒。大家可以判断，人们通过断绝我的一切活路，以迫使我接受羞辱和一直处心积虑地想使我身败名裂的那种种安排，我是否会予以接受呢，除非我是自甘堕落。他们又怎么会料到我在这两者之间将作出的抉择呢？他们始终是以其之心度吾之腹。
生活上放心了，其他方面也就无可忧虑了。尽管我把整个世界让给了我的仇敌们去为所欲为，但我在支配我写作的崇高激情中和我的准则的始终如一中，留下了一个心灵的明证，这一明证与我发自本性的一切行为举止是相应相符的。我无须别的什么辩护来驳斥那些诬蔑我的人。他们可以在我的名下描绘出另一个人来，但他们只能欺骗那些甘愿受骗的人。我可以把我的一生交给他们去从头至尾地进行批判：我坚信，通过我的种种过错和软弱，通过我不堪忍受任何羁绊的性格，人们将总归会看到一个正直、善良、无怨无恨、与世无争的人，一个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更容易忘记别人的过错的人，一个在爱恋温馨的激情之中寻找自己全部幸福的人，一个凡事都实心实意到了不谨慎，到了难以置信的忘我程度的人。
因此，我可以说是辞别了世事，辞别了我同时代的人，永别尘世，将自己禁锢在这座岛上，度过余生。这就是我的决心。我打算在岛上最终实践我想过的那种无所用心的生活的伟大计划，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把上苍赋予我的那一点点活动能力用于这一计划，但徒劳无益。这座小岛将成为我的帕比玛尼（）①，那个人们可以安睡的甜美梦乡：
人们在此更进一步，可以无所用心。
这“更进一步”是我的全部所需，因为我一向很少因不能安睡而抱憾，所以无所用心对我足矣。而且，只要我无所事事，我宁可醒着梦想而不愿睡着做梦。浪漫计划的年岁已成过去，而虚荣并未使我欢悦，只是让我晕头转向，所以我只剩下一个最后的希望，那就是无拘无束地在永存不逝的闲散中生活。这是另一个世界里幸福之人的生活，我从今往后将把它变成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无上幸福。
责备我有那么多矛盾的那些人将又要在这里指责我自相矛盾了。我说过，社交圈子中的无所事事令我对社交场合无法忍受，而我在这里却偏偏去寻求孤独，以追求无所用心。可我正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中间有什么矛盾的话，那是由于大自然使然，而非我本人的过错。其实，这里面极少矛盾，所以我才始终如故。社交场上的闲散简直是要人命，因为那是必须如此的，而孤独中的闲逸则是美不胜言的，因为它是自由自在的，自觉自愿的。在一伙人中间，无所事事便使我苦不堪言，因为我是被迫如此的。我必须或呆坐在一把椅子上，或直挺挺地站在那儿，手脚都不能乱动，不敢随心所欲地跑呀、跳呀、唱呀、叫呀的，甚至连做梦都不敢，有的只是闲得无聊透顶和拘束得痛苦难耐。我被迫去注意听别人说的那一大堆蠢话，那一句句恭维，并且还不得不绞尽脑汁，以便轮上我时，也插上去说说自己的哑谜和谎言。你们把这也叫闲逸吗？这简直是在受苦役。
我所喜爱的闲逸并不是一个游手好闲者的那种闲散，抱着双臂待在那儿凡事不做，而且连脑子也不动一动。而我所爱的既是像孩子似的闲逸，不停地动唤，却什么事也不干，又是一个年迈的胡思乱想者的闲逸，浮想联翩，却动脑不动手。我喜欢忙乎些没要紧的事，凡事都做一下，却一件也做不完。我喜欢任凭脑子的想象跑来走去的，想好的计划随即改变。我喜欢盯着苍蝇看它飞来飞去，甚至想搬开一块岩石，看看下面藏着什么。我喜欢兴致勃勃地从事一项十年方能完成的工作，可是过不了十分钟又毫不遗憾地将它放弃了。总之，我喜欢整天毫无目的、毫无结果地游来荡去，凡事都只是凭着一时的兴头。
植物学是我一向看重的，而且已开始成为我的癖好了，它正是一种闲暇时研究的学问，适宜于填满我闲逸的全部空隙，又不致让我的想象力胡乱驰骋，也不会导致完全无所事事的烦闷。漫不经心地在林中和田野里漫步，机械地这儿摘朵花，那儿折一个枝，随意地拿点什么草叶就放在嘴里咀嚼，千百遍地观察同一件东西，而且兴致永远不减，因为我看过就忘。凡此种种足可以让我度过千万年而不致有片刻的烦闷。不论植物的构造有多么美妙，多么奇特，多么千姿百态，它都不怎么能引起一个门外汉的惊叹，使他产生兴趣。植物结构中的这种虽一贯相似却又有着无穷无尽的变化，只能使那些对植物界已有所了解的人叹为观止。而其他的人，目睹大自然的所有这些宝物，则只能发出一种愚蠢而单调的赞叹而已。他们仔细观察时却什么也看不出来，因为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该看些什么，而且，他们也看不出整体之美，因为他们对于使观察者感到惊叹不已的那种关联、组合间的你依我赖，摸不着门道。我因记性不好，所以一直是处于这种幸福状态之中：因知之甚少，对一切都觉得新鲜，而又因多少有所知而不觉得新奇。此岛虽小，但岛上的土壤却各不相同，给我提供了多样的草木，足够我终生观察和消闲的了。我不愿岛上有一根草是我没分析过的，而且我已在考虑通过大量新奇的观察，写一本《圣皮埃尔岛植物志》了。
我让泰蕾兹带着我的书籍和衣物来了。我们就寄宿在该岛的税务官家里。他妻子有姐妹在尼多，常轮流前来看她，并跟泰蕾兹做伴。我在岛上尝试着一种甜美的生活，恨不得在其中度过此生，而且我对这种生活所发生的兴趣，只能使我更加深切地感觉出马上就将接踵而至的那种生活的苦涩来。
我向来就喜欢水，对水充满激情，一见到水，就会产生一种美不胜言的幻想，尽管常常是没有明确的目标。当天气清朗时，起床之后，我总要跑上平台，呼吸早晨那有益健康的清新空气，放眼眺望这美丽湖泊的远方天际以及湖岸边那令我心旷神怡的山峦。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对其丰功伟绩的静默赞赏更能表达对神明的崇敬的了，这种静默的赞赏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城市居民因只能看见墙壁、街道和犯罪，而很少信仰了。可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些乡民，特别是一些孤独者，竟根本没有信仰。他们的灵魂怎么就不每天每日飘然欲仙地升华成百次，去神往那位令他们惊叹的这些奇迹的创造者呢？对于我来说，特别是经过彻夜难眠起床之后，由于长期的习惯使然，我的心会如此这般地神驰飞升，丝毫不觉思索之苦。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必须使我的眼睛为大自然的美丽景象所吸引。我在房间里很少祈祷，而且没有激情，但是，一看见美丽景致，我便感到激动，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读过一本书，说是有一位贤明的主教，在巡视自己的教区时，发现一位老妪在祷告时，只会哦哦连声，他便对她说：“大娘，您就永远这么祷告吧，您的祷告比我们的好。”这种最好的祷告就是我的祷告。
早饭后，我便极不乐意地匆忙写上几封倒霉的信，热切地盼着根本不再写信的幸福时刻的到来。然后，我便在我的书籍和文稿堆前忙乎一阵，把它们拆开包，整理一番，但根本不去读它们，而这种整理对我来说已经成了珀涅罗珀的活计（）①，给了我片刻的欢悦。随后，我厌烦了，便撇下这活计，把上午剩下的三四个小时用来研究植物学，特别是研究里奈（）②的分类法，我对他的分类法产生了一种难以摆脱的激情，甚至在感到它空洞无物之后亦然。我认为，这位伟大的观察家是除了路德维希（）③之外，到目前为止唯一以博物学家和哲学家的眼光看待植物学的人。但是，他用在标本室和花园中研究的时间太多，而大自然中研究得就不够了。而我则把整个岛子当作大花园，一旦我需要观察什么或验证一下观察，我便夹着书本跑到树林中或草地上去，躺在要研究的那种植物旁边的地上，从容不迫地仔细研究它生长的情况。这种方法对我帮助很大，使我在植物经人工培育和改变性质之前，能了解到它们的原本状态。据说，路易十四的首席御医法贡能完美无缺地说出并了解御花园中的所有植物，到了乡下却无知透顶，全不认识了。而我则正好相反，我对大自然的东西都知道一些，对园丁栽培的则一无所知。
下午的时间，我全部为我那闲散而不经心的性情所支配，任随一时心血来潮而毫无定规地行事。风平浪静的时候，我常常一扔下饭碗就独自跳上税务官教给我用单桨划的一叶小舟上去，一直划到湖中央。我在泛舟的时候，产生一种快乐，简直要浑身发颤了，可我说不出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只是有着一种也许是暗自庆幸逃出了恶人魔掌的感觉。然后，我便独自在这潮中荡漾，有时划近岸边，但从不登岸。我常常任随小舟让风吹水涌，自己则毫无目的地沉思遐想，虽然想得蹊跷，但不乏其温馨。我有时还心有所动地呼喊起来：“啊，大自然！啊，我的母亲！我现在就只在你的守护之下了，这儿绝没有诡谲奸佞之徒横亘在你我之间。”我就这样远离陆地有半法里之遥，真恨不得此湖能是一个大海洋。然而，我可怜的狗却不像我那么喜欢久久地待在水上，为了让它开心，我通常是有一个荡舟的目的地，那就是登上那个小岛，在上面漫步一两个钟头，或者躺在土丘顶上的草地中，尽情地观赏那湖及其周围景致，仔细观察研究我身边的所有花草，并且像鲁滨孙那样，为自己在这座小岛上建造一个想象中的居所。我对这个小土岗情有独钟。当我可以带着泰蕾兹和税务官夫人及其姐妹们来这里时，我因能成为她们的船夫和向导而多么自豪啊！我们还煞有介事地带了一些兔子来，好让它们在此繁衍后代，这对让-雅克来说，简直像是在过节一般。这一群小动物使我觉得这座小岛更加情趣盎然了。自此以后，我便更加经常地往那儿跑，而且兴趣越来越浓，想寻找到新居民繁衍的踪迹。
除了这些消闲之外，我还有一种消遣，它使我回忆起沙尔麦特的那段甜蜜的生活，是季节特别赏赐我的。那就是收获蔬菜水果的田野上的劳作，泰蕾兹和我以能同税务官夫人及其全家一起劳动而感到快乐。我记得，有一位名叫基什贝尔格先生的伯尔尼人前来看我，见我骑在一棵大树上，腰间系着一只大口袋，已经装满了苹果，动弹不了了。我对这次相遇以及另几次类似相遇并不觉得难堪。我希望，伯尔尼人目睹我是如何安排闲暇时光之后，别再想着打扰我的安宁，让我在孤独之中能安安生生的。我真恨不得能被他们的意志而非自己的意愿给囚禁于这种孤寂之中，那我也就可以放心，无须看到自己受人惊扰了。
这又是我的一个自白，是我预先就深信读者们不会相信我的自白中的又一个。读者们始终冥顽不灵地在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判断我，尽管他们在我整个一生中，不得不看到在我的内心中有成百上千的感受与他们的毫不相同。更蹊跷的是，他们一方面拒绝承认我有着他们所没有的好的或不好不坏的种种感情；另一方面却始终在把坏到极点、他们明知凡是人都不会有的那种坏的感情强加在我的头上。于是，他们觉得只要将我放在与大自然相矛盾的地位上，只要让我变成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怪物，就万事大吉了。他们一旦想糟践我，就会觉得任何荒诞无稽的事都是可以相信的，而要是想往我脸上贴金，又觉得没有什么离奇之事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他们会怎么认为或怎么说，我反正仍旧要继续把让-雅克·卢梭的为人以及他的所思所为如实地展现出来，对他的感情、他的思想之特殊不加解释，不作辩解，也不去研究别人是否与他想的一样。我在圣皮埃尔岛如此如意，在岛上生活对我又极其合适，所以我把所有的欲望都倾注于该岛上，决计绝不再走出此岛。我必须去附近拜访，必须去纳沙泰尔、比埃纳、伊弗东、尼多，这已经使我一想起来就疲惫不堪了。我觉得在岛外度过一天就折去我一天的幸福，而走出此湖范围对我来说则犹如鱼儿离开了水。再说，往日的经验已使我不寒而栗。随便什么好事只要一使我心满意足，就足以让我做好失去它的准备，而在此岛上了却一生的那种急切盼望则与担心被迫离开的恐惧相伴相随。我已经养成习惯，晚间去湖滩上坐坐，特别是当水大浪急的时候。看着浪涛在我脚下拍击，我感到有一种奇特的快乐。它使我联想到尘世的喧嚣和我的居处之宁静。这么一想，我有时便不觉动容，甚至感到泪水从眼眶中溢出。我深情地享有着的这种宁静只有怕失去它的不安心情才会扰乱它，但那不安十分强烈，以至于破坏了这种宁静的甜美。我深感我的处境朝不保夕，所以不敢过于奢望。“啊！”我暗自思忖，“我真恨不得用我根本就不想要的那种离开此地的自由去换取能够永远留在这里的保证啊！我真想被强迫留在这里，而不是受人恩泽被容留于此啊！仅仅是想容留我在这里的那些人每时每刻都能把我从这儿赶走，因此我还能指望我的那些迫害者见我在这儿很幸福而让我继续幸福下去吗？啊！只许我在此生活是不够的，我希望人们能判处我住在此处，我希望被迫居于此地，而不致被迫搬走。”我以嫉羡的目光看了看幸运的米舍利·杜克莱，他安静地待在阿尔贝城堡中，只要想幸福就幸福。最后，由于我总是这么瞻前顾后，老是为令人不安的预感所困扰，总觉得新的风暴随时都有可能向我袭来，所以我竟然希望，而且是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激情希望，人们别只是容忍我住在该岛，而是把它当成我的终身监狱。而且，我可以发誓，我会以最大的喜悦去把牢底坐穿的，因为我无限希冀在岛上度过余生，而不愿遭受到被驱逐出去的危险。
这种恐惧不久就成了事实。在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时候，却收到尼多的大法官先生的一封信。圣皮埃尔岛正是在他的管辖之下。他在信中以邦议会的大人先生们的名义下令我离开该岛，并离开他们的辖区。我读着此信恍如做梦一般。没有什么能比这道命令更不合情理、更莫名其妙、更出乎意料的了，因为我原以为自己的预感只不过是惊弓之鸟的胆战心惊而已，并没把它视作可能会有丝毫根据的一种预见。我曾采取种种措施以确保自己有当局的默许，人们也已让我安然地搬来岛上，好几个伯尔尼人以及对我友情深重、厚礼相待的大法官本人都曾来看望过我。季节转凉，驱逐一个风烛残年之人是极其残酷的。凡此种种，都使我同许多人一样认为，这道命令中有所误会，而且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是专门挑选收获葡萄的忙季和参议院一小撮人正在休会期间，出其不意地给我这个打击的。
我一气之下，差点儿立即拂袖而去。可是，往哪儿去呢？严冬将至，既无目的地，又无准备，既无车夫，又无马车，如何是好呢？除非把文稿、衣服、什物，统统撇弃，否则就得要时间整理，而命令里又没说是否给我留有时间。灾难的连绵不断已使我力虚气馁了。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我天生的傲岸已不得不在压力面前屈服了，而尽管心里愤愤不平，却不得不低三下四地请求宽容时日。命令是格拉芬列先生下达给我的，所以我便请他代为转达。他给我的信表明他极不赞成这道命令，他在下达此命令时是万分遗憾的，并且他的信中充满了痛心疾首和钦佩敬重的表示，我觉得这等于是在委婉地邀请我跟他敞开自己的心扉。我真的这么做了。我甚至深信，我的信会让那帮不义之人睁开眼睛，看到自己的残暴，深信他们即使不收回这个如此残忍的成命，至少也会给我留下一个合情合理的期限，也许让我熬过冬天，以便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选好退避之所。
在等着回信的时候，我开始考虑我的处境，思索我该采取什么决定。我看到方方面面困难重重，感到忧心如焚，而且此刻身体又极差，所以我完全泄气了。结果，使我脑子里残存的那一点点智慧也丧失殆尽，无法对我的悲惨处境作出最好的抉择。无论我躲到哪里去，显而易见的是，我无法逃脱人们为驱逐我而采取的两条道中的任何一条：一条是通过背地里的活动煽动群氓来反对我，另一条是公开地把我撵走，不说明任何原因。因此，我无法指望有任何一处安全的退避之所，除非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可我的身体和严冬季节似乎又不允许我远走他乡。思来想去，我又回到了我刚才考虑的那种种想法上来，所以我斗胆地去希望，去提议，让人家还是把我永远监禁起来为好，免得我被从我可能选中的避难之所不停地被人驱来赶去，满世界地漂泊无着。我第一封信寄出之后两天，又给格拉芬列先生写了第二封信，请他代我向诸位大人先生转达我的提议。对我的这两封信的答复竟是一道措辞最明确、最严厉的命令，限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该岛以及该共和国的所有直接和间接的领土，永不许返回，否则定严惩不贷。
此时此刻，我真是进退维谷。我后来也曾遇到过更大的焦虑，却从未遇上比这更大的困难。不过，最让我伤心的是，我不得不抛弃我那在岛上过冬的美好打算。现在该补叙一下这件命中注定的逸事了。此事让我的厄运走到了极点，并且也连带着把一个不幸的民族同我一起拖向垮台，而这个民族的许多刚刚萌发的美德本来是会使之有朝一日可与斯巴达和古罗马相提并论的。
我曾在《社会契约论》中谈到科西嘉人，认为他们是一个崭新的民族，是欧洲唯一可立法图治的未曾衰竭的民族，而且，我明确指出，如果这样的一个民族有幸能找到一位贤明的导师的话，人们应对它抱有极大的希望。我的这本书有几个科西嘉人看到了，他们对我谈论他们时的赞扬态度深为感动，而他们正好在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共和国，所以他们的领袖们便想到就此重大事业向我征求看法。一位名叫布塔弗柯的先生，出身当地的一家望族，是驻法王家意大利团的上尉，曾就此事写信给我，并向我提供了好几份文件，是我为了解该民族的历史和当地情况而向他要的。保利（）①先生也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我虽说是感到这样的一项大事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但是，我认为，当我能获得为此所需的一切材料之后，我一定会辅佐他们完成如此伟大而壮丽的事业的。本着这种想法，我给他俩回了信，而且这种通信来往一直持续到我离开圣皮埃尔岛为止。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听说法国派兵进驻科西嘉岛，同热那亚人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和这次派兵使我焦虑不安。我虽没有想到我会同所有这一切有什么关系，但我感到为一个民族立法兴邦是需要绝对地平静无扰的，可此时此刻该民族也许眼看就要被征服了，再这么做就未免既不可能又失之荒唐了。我没有向布塔弗柯先生隐瞒我的种种不安，可他信誓旦旦地叫我放心，说是如果该条约中有些违背他们民族自由的东西的话，像他这样的好公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去为法国服务了。的确，他要为科西嘉人立法的那种热情以及他同保利先生的亲密关系，使我对他不可能产生任何的怀疑，而当我听他常去凡尔赛和枫丹白露，跟舒瓦塞尔先生有些联系时，我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对法国宫廷的真实意图确有把握，可他在信中只是对我作了暗示，并不想挑明。
这一切让我的心部分地踏实了。然而，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法国为什么要派兵，也闹不懂他们去那儿怎么会是为了保卫科西嘉人的自由，因为科西嘉人完全有能力独自反抗热那亚人，所以我心里总不能完全踏实，也不能在掌握确凿证据，证明这一切并不是别人在耍花招嘲弄我之前，就一下子插手那件拟议中的立法工作。我真恨不得立即见到布塔弗柯先生，那我就可以真的摸清情况了。他也让我觉得他也有此愿望，因此我便焦急不安地等着与他相见。至于他是否真的有此打算，我不得而知，但是，即使他真有此打算，我因灾难重重也不可能对他有所帮助的。
我越是考虑这项拟议中的工作，对自己手中的那些材料就越是研究得仔细，而且也越是感到有必要去实地考察要立法的那个民族、他们所居住的那片土地以及所有一切这个立法必须与之相适应的关系。我日益明白，离得老远是不可能掌握引导自己的那些必不可少的真知灼见的。我把这层意思写信告诉了布塔弗柯，他也有此同感。诚然，我并没完全下定决心前往科西嘉岛，但我已就这次旅行的办法大大地考虑了一番。我把此事同达斯蒂埃先生谈过，他以前曾在该岛，在马耶布瓦先生手下供过职，对它应该很了解。他苦口婆心地劝我放弃这一打算，而且我也承认，他对我描述的科西嘉人以及那地方的可怕情景，大大地冷却了我那想去他们中间生活的欲念。
但是，当我在莫蒂埃深受迫害，想到离开瑞士时，这种欲念又复活了，盼着最终能在这帮岛民中间找到人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让我得到的那种安宁。只是有一件事使我对此行感到发怵，那就是我一向不适应并且厌恶紧张的生活，而若去那儿，则必须过这种生活。我生就是喜欢独自一人从从容容地进行思考的，而不惯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或说或做或处理事务。大自然赋予了我前一种才能，也就拒绝给予我后一种才能。可我感到，我一到科西嘉岛，即使不直接参与公众事务，我也不得不被岛民们的热情所裹挟，而且常常要同他们的领袖们议事。我此行的目的就要求我不是去寻找退隐之所，而是去到民众中搜集我所需要的情况。很明显，我将支配不了自己，将不由自主地被卷进我生就不习惯的旋涡中去，过一种完全有悖于我的兴趣的生活，而且，我在其中的表现将要让我倒霉。我预见到，我的出现反而使科西嘉岛人失却我的著作使他们产生的对我能力的信任，我将在他们中间威信扫地，他们对我原先抱有的信赖将化为乌有，这对我、对他们都是个损失，而我若失去他们的信赖，就无法圆满地完成他们期待于我的工作。我深信，我如此不自量力，对他们来说，我将变得毫无用处，自己也将痛苦不堪。
好多年来，我一直被形形色色的风暴折磨着，打击着，迫害不断，四处奔命，弄得我疲惫不堪，我极其需要休息，而我的那些野蛮的敌人偏偏存心不让我得到休息。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得到那种温馨的闲逸，得到我梦寐以求的那种身心的恬静。自打我从爱情和友谊的幻梦中醒悟过来之后，我就一直神往着这种无上幸福。我恐惧地想着我将要去从事的工作，去投身其中的那种纷繁喧嚣的生活。如果说目标的伟大、壮丽和意义在激发我的勇气的话，那么我无法身体力行，无法顺利地完成使命则使我完全泄了气。即使独自殚思竭虑二十年，也比不上在人和事的纷扰中待上半年所耗的精力大，况且还肯定是一事无成。
我想到一个权宜之计，我认为它可以照顾到方方面面。我无论躲到何处，我的那些暗中的迫害者都要用阴谋来对付我，而我看到，只有科西嘉岛能使我在我的晚年得到迫害者们所不愿让我在任何地方得到的那种安宁，所以我决心按照布塔弗柯先生的指示，一旦有可能，就上科西嘉岛去。但是，为了能在那儿安静度日，我决计至少在表面上要拒绝立法工作，只限于就地写一写科西嘉岛人的历史，权作对他们的殷勤好客的一种报答。不过，如果我看出成功的端倪的话，我也会悄无声息地搞点必要的调查，以便对他们有所助益。我希望就这样一开始并不介入，能够暗地里更加从容不迫地思考出一个可能适合他们的计划来，这样既不用过于抛却我所珍爱的孤寂，也可使我不必受到一种我无法忍受也无力应付的生活的限制。
但是，就我的处境而言，此行并不容易实现。根据达斯蒂埃先生跟我谈的情况，我在那儿大概连最简单的生活用品都找不到，只好自己带去，所以必须将内衣、外衣、锅碗瓢盆、纸张、书籍等一应物品全都随身带着。为了带着我的“女总督”去那儿安家，就必须翻越阿尔卑斯山，拖着一大堆行李物品，走上二百法里，还得穿过好几位君王的疆土。而且，就全欧洲的那副腔调来看，我必须在受到种种磨难之后，准备好到处碰到阻碍，看到每个人都会以给我新的贬损为荣，看到人人都会在我身上践踏国际公法和人道的准则。这样的一次远行，其花销之大，旅途之劳顿及危险，迫使我事先考虑好，仔细掂量种种困难。一想到我这么一大把年纪，终于落得个单寒羁旅，孤立无援，举目无亲，任随如达斯蒂埃先生所描绘的那个野蛮而凶残的民族的摆布，这就迫使我在付诸执行之前，将这一决定好生地考虑一番。我急切地盼着布塔弗柯先生让我期待的会晤的到来，等着晤谈的结果，以便完全打定主意。
我正这么举棋不定的时候，莫蒂埃方面的迫害到了，逼得我只好亡命。我并未准备好长途跋涉，特别是前往科西嘉岛。我一直在等着布塔弗柯先生的消息，所以便躲到圣皮埃尔岛上去了。如我前文所述，入冬时节，我便被从那儿赶了出去。阿尔卑斯山当时大雪覆盖，使我的这次迁徙不能实现，特别是限期又是那样紧。说实在的，这样的限令之荒唐本身就使它无法执行，因为要从这四面环水的孤岛出去，而且限期只有二十四小时，要找船寻车才能离开岛子和整个国土，即使是长了双翅，也难以办到。我写了一封回信给尼多的大法官先生，把此情此景禀告了他，随后我便离开了这个无情无义的地方。这就是我怎样抛弃了我那心爱的计划，怎样在颓丧之际未能获准让人就地管制，便应元帅勋爵之邀，决定前往柏林，把泰蕾兹留在圣皮埃尔岛过冬，把衣物、书籍留了下来，而且还把文稿存于迪贝鲁手中。我就这样抓紧忙乎，以致第二天一大早便离开了岛子，到达比埃纳时，天尚未过晌午。由于一件意外的事，我差点儿在比埃纳便结束了我的行程，此事不得不叙述一下。
左邻右合的人风闻我被勒令离开隐退之所，便立即蜂拥而来，特别是伯尔尼人。他们以可憎可恶的虚情假意讨好我，安慰我，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人家是趁着假期和参议院休会期间草拟和下达这道命令的，他们说二百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对这一命令愤愤不平。在这一大堆安慰者中，有几位是从比埃纳市来的（比埃纳市是伯尔尼邦中的一个飞地，是个小自由邦），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名叫韦尔德迈，是该城的第一大名门望族，在这座小城中享有最大威望。韦尔德迈以他同胞们的名义，竭力地劝说我在他们中间选择一处退隐之所，并向我保证，他们殷切地希望能在那儿接待我，说是让我忘掉我所遭受的迫害是他们的一个光荣和义务，让我在他们中间无须害怕任何伯尔尼人的影响，说比埃纳是一座自由城市，不听任何人的号令，所有的公民都万众一心，绝不听从任何于我不利的请求。
韦尔德迈见说不动我，便找了好几个人相帮，有的是比埃纳的，有的则是附近地区，甚至伯尔尼的，其中就有我已提及的那个基什贝尔格，他从我隐退瑞士时起便在寻我，而他的才气和准则也使我对他饶有兴趣。不过，比较出乎意料而且更有决定意义的，是法国使馆的秘书巴尔泰先生的劝说，他同韦尔德迈一道来看我，再三敦促我接受他的邀请，他所表现的对我的那番热切而好心的关怀令我甚是惊讶。我根本就不认识巴尔泰先生，可我看他说的话倒是情真意切，看得出他是真心实意地在规劝我去比埃纳定居。他向我夸大其词地把该城及其居民赞扬了一番，他同居民们亲密无间，有好几次在我面前称呼他们为他的父老乡亲。
我原先有着种种推测，经巴尔泰这么一来，我便乱了方寸。我曾一直认为舒瓦塞尔先生是我在瑞士遭受的种种迫害的幕后主谋。驻日内瓦的法国使节的行为、驻索勒尔的大使波特维尔的行径都完全证实了我的这种怀疑。我看得出，我在伯尔尼、日内瓦、纳沙泰尔所遭受到的一切，都是法国在暗中作祟，而且，我不相信我在法国除了舒瓦塞尔公爵一人而外会有任何强有力的敌人。因此，我对巴尔泰的来访以及他对我的命运所表现出来的好心关怀能作何感想呢？我的一次次磨难并未毁灭我心中自然存有的那种对人的信任，而且经验也未曾教会我随处看到爱抚之中藏着陷阱。我惊奇地寻思巴尔泰的这番好意的缘由，我并不傻，会以为他是主动这么干的。我在其中看出他在招摇过市，矫揉造作，说明他藏有祸心，而且我根本就从未在这帮小幕僚身上发现我处于类似职位上时心中常常沸腾着的那种不屈不挠的豪情。
我以前在卢森堡先生家曾多少认识点波特维尔骑士。他对我也曾表示过一点美意。自从他就任大使之后，他也表示过还记得起我，甚至还邀请我去索勒尔看他。我尽管没有去，但对他的邀请深为感动，因为我不习惯受到身居要职的人如此客气地对待。因此，我猜测波特维尔先生在日内瓦事件上是被迫遵旨办事的，可他对我的不幸深表同情，特殊照顾我，给我安排了比埃纳这个隐蔽之所，以使我能在他的庇护下安静地生活。我对这种关心非常感动，但不愿接受，而且我已下定决心前往柏林，热切地希望与元帅勋爵相会的时刻到来，深信只有待在他的身边，我才会觅得真正的安宁和持久的幸福。
当我离开岛子的时候，基什贝尔格一直把我送到比埃纳。我在那儿见到了韦尔德迈和其他几位伯尔尼人在渡口迎候我。我们一起在客栈里吃了午饭。我到后首先想到的是让人找一辆马车，想第二天一早就走。午饭时，这帮先生们又一再挽留，让我在他们那儿住下，其言辞之恳切，情义之深重，使得我那颗从来就经不起好言相劝的心，尽管主意已定，仍不免被他们给说动了。他们一看我动心了，便更加执意挽留，以至于我终于被说服了，同意在比埃纳，至少待到来年春天。
韦尔德迈立即忙着为我找住处，找到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小房间，还把它吹得天花乱坠。小房间是在四层的后楼，对着院子，院里满是皮货商晾着的臭烘烘的麂皮。屋主是个矮个子，一脸猥琐相，还挺狡诈。第二天我就听说他是个浪荡子、赌棍，在这一带臭名昭著，既无妻子儿女，也无男仆女佣。我虽身居世上风景最佳之地，却是凄凉孤独地囿于陋屋之中，不几天就非把人给憋死不可。尽管人家对我说居民们如何企盼我的到来，可我最为忧伤的是，走在街上，却看不出他们在态度上对我有丝毫客气的表示，看不出他们的目光中有丝毫亲切的神情。可我已下定决心留下来了，这时候，我听说而且第二天便看到、感到该城正在冲着我酝酿着一场可怕的骚乱。好几个献殷勤的人卖乖讨好地跑来告诉我，第二天就将对我下达最严厉的命令，命我立即离开该邦，也就是说离开该城。我没有任何人可以信赖的，所有那些曾挽留我的人都作鸟兽散。韦尔德迈无影无踪了。我也不再听说起巴尔泰了，而且，他在我面前吹嘘的那些父老乡亲似乎也没对我有所关照。有一位名叫伏特拉维尔的先生是伯尔尼人，在该城附近有一幢漂亮的房子，他倒是主动提出让我去避避风头，据他说，他希望我能躲过被人乱石砸死。虽然如此，但我并不觉得他的提议可取，我不想继续在这个“好客”之邦久留了。
然而，这么耽搁，三天过去了，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伯尔尼人限我离境的那二十四小时。我深知他们心狠手辣，正不知他们在我通过该邦时会如何刁难，适值尼多的大法官先生前来，为我解了围。由于他极不赞成那帮大人先生的粗暴行径，而他平素又豪爽仗义，所以认为应该公开表明他丝毫没有插手这事，并且毫无惧色地走出自己的司法辖区，跑来比埃纳拜访我。他是我临走的头一天来的，而且并不是微服私访，而是故意张扬，官服正襟，坐着专用马车，带着自己的秘书，并给我送来一份以他的名义签发的护照，好让我从容不迫地通过伯尔尼邦，不用担心有人刁难。他的来访比护照还要让我感动。即使他拜访的不是我而是别人，我也会为此而感动不已的。为呵护一个无端受压的弱者而如此勇敢，在我心中留下了强烈印象，远非其他任何事情可比。
最后，我好不容易雇了一辆马车，第二天清晨，在荣幸地见到该来的代表们之前，甚至在见到泰蕾兹之前，我便离开了这片嗜杀成性的土地。当我以为要在比埃纳住下时，我曾写信告诉泰蕾兹，让她前来会我，可我已来不及写几句告诉她我已新灾难临头了。大家将在我的第三卷（）①——如果我还有力量写的话——中看到，我是怎么原以为要去柏林，而实际上却去了英国的。看到那两位一心要摆布我的夫人，施尽阴谋诡计，把我从她们鞭长莫及的瑞士赶走之后，又是怎样成功地把我送到了她们的朋友手中的（）②。
在我把这部作品读给埃格蒙伯爵先生和夫人、皮尼亚泰利亲王先生、梅姆侯爵夫人和朱伊涅侯爵先生听的时候，我加了下面的一段话：
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有谁知道一些与我刚刚叙述的相反的事的话，即使他们是历经千百次证实的，那也都是些谎言和骗局。而如果他们拒绝在我活着的时候同我一起把这话弄个一清二楚，查清究实，那他们就是不爱正义，不爱真理。而我则敢大声地、无所畏惧地声明：无论是谁，连我的作品都没读过，仅凭自己的眼睛就将审视我的天性、性格、道德、志向、乐趣、习惯，并将认为我是一个不正直的人，那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扼杀之人。
我读完之后，众人鸦雀无言。只有埃格蒙夫人，我觉得她挺激动的样子，她明显地在颤抖，但很快便镇定下来，同在座的所有人一样，缄默不语。这就是我从读我作品和所作声明中得到的结果。
从此，黑暗的樊篱便开始筑起了，我被禁锢其中整整八年，无论如何左冲右突，总也无法穿破它那阴森的黑暗。在我遭受灭顶之灾的深渊之中，我感觉得出所受打击之严重，我也隐约看到别人打击我时所用的那件直接的工具，可我却无法看清操纵那工具的手，也看不清那手是怎么使用那工具的。耻辱和不幸像是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我的头上，不留任何痕迹。当我那破碎的心发出几声叹息来时，我像是个无病呻吟的人。而弄得我一败涂地的那些人却找到了不可思议的高招儿，让公众不知不觉地便成了他们的同谋，而且还看不出他们的阴谋所产生的恶果。因此，在我叙述那些与我相关的事情，叙述我所受到的虐待以及我所遭遇到的一切的时候，我却无法看清造成这一切的那只毒手，无法在讲明情况的同时找到其原因。这些最初的原因全都在前三章里写明了，所有与我利害攸关的事、所有秘密的动机，在前三章里也都阐明了。可是，要我说出这各式各样的原因是怎样聚合起来造成我一生中的种种离奇之事的，那我可说不清楚，连推测也难。如果在我的读者中有哪位义士愿意探究这些秘密，找出真相，那就请他再仔细地读一读前三章，然后，在他以后每读到一个事实的时候，就利用他们掌握的材料，一个阴谋一个阴谋地，一个代理人一个代理人地倒查回去，一直追查到整个这一切的最初的策划者，而我肯定清楚他最终查出来的是谁。但是引导读者去穷根探源的那些暗道阴森漆黑，曲曲弯弯，我自己一走就会迷路的。
我在伊弗东逗留期间，结识了罗甘先生全家，其中包括他的外甥女波瓦·德·拉杜尔夫人及其几个女儿。我想我曾经说过，女儿们的父亲我在里昂早就认识了。她是来伊弗东看望舅舅和姨妈们的。她的大女儿大约十五岁，天资聪颖，脾气温顺，我很喜欢。我友谊至深地依恋上这位母亲和她的这位女儿了。这个女孩由罗甘先生做主，许配给了他当了上校的侄儿。上校已是个中年人，对我也极为尊崇。但是，尽管做伯父的十分热衷于这门亲事，做侄儿的也盼着遂了心愿，我也希望男女双方好事成真，但是，双方年岁相差太大，而且，那女孩又极不愿从命，所以我便同她母亲一道力阻这门亲事，结果婚约取消了。后来，上校娶了同是他的表妹的迪伦丝小姐。我打心眼里认为她性情和相貌俱佳，使得上校成了最幸福的丈夫和父亲。尽管如此，罗甘先生还是没有忘记我在这件事上拂逆了他的意愿。可我却对此事感到问心无愧，我坚持无论是对他还是对他的家庭，我都尽了最神圣的友谊所要求的义务。这种义务并不是事事逢源，而是事事尽心尽力地提出忠告。
万一回到日内瓦去，无须多猜，我就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接待。我的那本书在日内瓦被焚烧了，而且，六月十日，也就是在巴黎下达逮捕令之后的九天，日内瓦也下达了对我的逮捕令。在日内瓦的逮捕令中，荒谬绝伦之处比比皆是，而且，教会敕令也在其中大受践踏，所以，当我听到此消息时，还真的不敢相信。等到完全证实之后，我真不寒而栗，担心如此明目张胆地，如此骇人听闻地践踏以良知为始的一切法律，会把日内瓦闹个天翻地覆的。可我放心了，因为一切都平静如常。如果说在平民百姓中还有烦言，那只是冲着我来的，我被所有的饶舌轻浮之人以及所有的学究看成一个没有背好教理问答、要挨鞭子的小学生。
这两道逮捕令是个信号，表明在整个欧洲掀起了对我的诅咒，其愤怒程度简直是没有先例的。所有的杂志、所有的报纸、所有的小册子都鼓噪起来，一片喊杀声。尤其是法国人，这个如此温情、如此有礼貌、如此仗义，自诩对落难之人如此亲切、如此看重的人民，竟突然忘掉了自己最为得意的美德，争相地侮辱我，其咒骂的次数和猛烈程度均高出他人一筹。我成了一个大逆不道之人，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狂人，一个疯子，一头猛兽，一只狼。《特雷夫报》的续办人，诅咒我得了什么变狼妄想症，而其妄言浪语恰恰清楚地表明他自己得了这种病。总之，简直可以说，在巴黎，不论写什么题目的文章，如果不在其中加点诅咒我的话，就得担心被带进警察局去。我在寻找这种一致的仇恨的原因，但徒劳无益，我几乎以为所有的人都疯了。什么《永久的和平》的编者在煽动不和！《萨瓦副本堂神甫的信仰》的出版者是个大逆不道之人！《新爱洛伊丝》的作者是只狼！《爱弥儿》的作者是个狂人！唉，我的上帝！假如我出了《精神论》（）①，或者其他什么类似的著作，那又该成为什么了呢？可是，在掀起的反对该书作者的声浪中，公众根本没有与迫害者沆瀣一气，而是对作者大加赞扬，为他出气。请大家把他的书和我的那些著作比较一下，把它们受到的以及两个作者在欧洲各国所受到的不同对待比较一下。请大家从这些不同之中找出一些能够令一个有理智的人感到满意的原因来：这就是我所请求的一切，其他的我就不说了。
我在伊弗东觉得非常之好，所以，在罗甘先生及其全家的一再挽留下，我便决定在那儿待下去。该城大法官莫瓦利·德·然让先生也好心地劝我留在他的治下。上校家中有一小楼，在庭院和花园中间，他一再要求我住在那儿，我同意了。然后，他便立即着手布置，配备上我的小家庭所需的一应物品。方旗骑士（）②罗甘是围着我转的几个殷勤备至者之一，整天都不离我左右。我始终对这么恩爱有加深有感触，但有时也觉得怪烦的。搬家的日子已经定好了，而且我也已经给泰蕾兹写了信，可是，我突然得知，在伯尔尼掀起了反对我的风暴，据说是虔诚的教徒们掀起来的，可我始终未能看穿其最初的起因。参议院不知受到谁的调唆，似乎不愿让我在隐遁中得以安宁。大法官先生一得到这一骚动不安的消息，就给好几位政府成员写信，为我辩白，责备他们不该盲目采取不宽容的态度，羞辱他们宽容那么多的盗匪藏匿在其邦内，却容不下一个受迫害的有才之人。有理智的人已经猜到，他的严厉斥责非但起不了缓和作用，反而火上浇油。不管怎么说，反正他的威信和雄辩都未能阻挡住打击的到来。当他获悉他得向我下达的命令时，便事先向我透了风。为了不坐等命令到来，我便决定第二天就动身。犯愁的是不知往哪儿去，因为我已看到日内瓦和法国都对我关上了大门，而且我也清楚地预料到，在这件事情上，各国都将急于仿效自己的邻国。
波瓦·德·拉杜尔夫人建议我住到莫蒂埃村的一座家具齐全的空屋子去。这座屋子在纳沙泰尔邦（）③的特拉维尔谷中，属她儿子所有，翻过一座山就到了。这一提议实在是及时雨，因为在普鲁士国王的各邦中，我自然不会再受到迫害，至少宗教问题在那儿不会成为借口。可我心里有一个难处，不便启齿，使我颇费踌躇。我生来所具有的对正义的爱始终在我心中燃烧着，再加上我心底里又倾慕法国，所以我便对普鲁士国王有所厌恶，我觉得他通过他的行为准则和所作所为把对自然法则和所有人类义务的一切尊重全都践踏殆尽。在我装饰蒙莫朗西塔楼的装框版画中，有一幅这位国王的尊容，下方写了一首二行诗，末尾一句是：
他思想如哲学家，行为则是国王。
这句诗要是换在别人的笔下，则会是一句挺美的颂词，可是，在我的笔下，却有着一种并不模棱两可的含义，而且，上一句诗（）①也已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含义。这首二行诗来看我的人全都看到了，而且，来看我的人并不算少。罗伦齐骑士甚至把它抄给了达朗贝尔，而我深信，达朗贝尔一定挖空心思拿它去代我向这位国王取宠的。这第一个错还不算，我又在《爱弥儿》的一段中犯了个大错。大家在这一段中，从多尼安人的国王阿德拉斯特（）②身上较清楚地看到我暗指何人，而且这一影射并未逃过吹毛求疵的那帮人，因为连布弗莱夫人都曾多次向我指出这一点。因此，我坚信我在普鲁士国王的生死簿上是被用朱笔勾过的。再说，假设他果然具有我斗胆地加给他的那些行为准则的话，那么我的作品及我这个作者就凭这一点也要让他龙颜不悦了。因为大家都知道，恶人和暴君总是恨得我要死，即使他们不认识我，但只要一读我的作品就会如此。
然而，我壮着胆子去听凭他的摆布，而且我认为这样做危险并不大。我知道卑劣的情感只能支配软弱之人，对于性格坚强的人则起不了什么作用，而我一向认为他就是后一种人。我断定，根据他的统治手腕，遇到这种机会，他是要表现一下豁达大度的，而且他的性格也不是不能让他这么表现一下的。我认为，一种卑劣而轻易的报复在他的心里一刻也不会胜过他对荣誉的追求，而且，我处在他的位置，也觉得他有可能趁此机会以其慷慨来使曾经敢于非议他的人感到无地自容。因此，我怀着一种自认为他会感到其价值的信任，前往莫蒂埃居住了，并且暗自思忖：当让-雅克以科里奥朗（）①相比的时候，普鲁士国王难道还能不如沃尔斯克人的将领吗？
罗甘上校非要陪我一起翻过山去，亲自把我在莫蒂埃安顿好。波瓦·德·拉杜尔夫人的一位小姑子，名叫吉拉尔迪埃夫人，我要去住的那座屋子她原先住着挺惬意的，见我来了，并不太高兴。然而，她仍然豁然大度地让我住了进去，而且，在我等着泰蕾兹搬来，把我的小家安排好期间，就在她那儿吃的饭。自我离开蒙莫朗西起，我感到自己从今往后将在世上东躲西藏了，所以犹豫着没让泰蕾兹前来找我，不想让她同我一起过那注定要过的漂泊无着的生活。我感觉到，由于这次灾祸，我俩的关系要有变化了，在此之前是我对她施以宠爱与恩情，今后将变为是她对我施以宠爱和恩情了。如果她的感情能经得起我种种不幸的考验的话，她也会因我的那些不幸而悲痛万分的，而且，她的痛苦将加深我的苦痛。如果我的失宠凉了她的心，她将会向我夸耀她的坚贞不渝，视之为她的一种牺牲，而且，她感觉不到我同她分享我最后一块面包时的那种乐趣，而只是感觉到无论命运迫使我去向何方，她都愿意跟着我去的那种美德。
我必须把话全说出来。我没有掩饰我那可怜的妈妈以及我自己的缺点，因此，我也就不该对泰蕾兹有所宽容。不管我是多么乐意于崇敬对我来说如此亲爱的一个人，我也不愿隐瞒她的过错，如果说内心情感不由自主的变化也算是个真正的过错的话。我很早就发现她的心在渐渐地冷下来。我感觉她对我已不像我俩美好岁月时那样了，而且，我越是对她始终如一，就越是感觉出这一点来。我重又陷入我在妈妈身边感受到其后果的那同样的尴尬之中，而这种后果在泰蕾兹身边也一模一样：我们别去寻求自然界中并不存在的完美，这种后果在无论哪个女人身边都是一样的。我对我的孩子们所作出的决定，尽管我觉得十分合情合理，但并不总是让我心安理得的。在我思考我的《论教育》时，我感觉到自己忽略了没有什么能够使我免除的一些义务。我的内疚最后变得如此强烈，致使我几乎不得不在《爱弥儿》的开头就公开承认了自己的过错，而且话说得那么一目了然，以至于读完这一段之后，有谁还有勇气责怪我的过错的话，那就很令人惊诧了。然而，我当时的处境依然如故，甚至更糟，因为我的那些敌人一心想抓我的把柄，对我恨之入骨。我害怕重蹈覆辙，也不想冒此危险，所以我宁可忍受清心寡欲之苦，也不愿让泰蕾兹今后陷入同样困境。此外，我早就发现，房事明显地使我的身体每况愈下。由于这双重理由，我曾屡下狠心，有时却不能坚持，不过，这三四年来，我比以前持之以恒了。正是这样，自那时起，我便发觉泰蕾兹有所冷淡：她虽说因为义务而对我感情依旧，但在爱情方面则不再一样了。这必然使我们的夫妻关系少了点乐趣，因此我就在想，她深信无论她身在何处，都能继续得到我的照顾，所以也许宁愿留在巴黎而不愿随我漂泊。然而，在我俩离别之时，她曾是那么依依不舍，要求我一定答应让她去寻我。自我走后，她向孔蒂亲王和卢森堡先生都一再强烈地表示寻我的愿望，以致我非但没有勇气向她提出分手，甚至连想都不敢去想。当我心里实在是觉得离不了她之后，我便只想到一再要求她快到我的身边来。因此，我便给她写信，让她动身前来，她也就来了。我离开她还不到两个月，但这可是我们多年形影相随之后的第一次分离，我们彼此都觉得这次分离是那么痛苦不堪。我们拥抱在一起时，心里真是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啊，温情和欢乐的泪水是多么甜美！我的心在如饥似渴地畅饮着这甜美的泪水！这样的泪水人们为何让我流得这么少呢？
我到了莫蒂埃，便给纳沙泰尔总督、苏格兰元帅基思勋爵写了信，告诉他我在国王陛下的国土上退隐一事，并请求他予以保护。他以人所共知、也是我所期待于他的那份豪爽回复了我。他邀请我去看他。我就跟马蒂内先生一道去看他了。马蒂内先生是特拉维尔谷的领主，在总督阁下面前甚是得宠。这位德高望重的苏格兰人慈眉善目，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灵，我俩之间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情，这感情在我来说是始终如一的，而在他那一方面，如果不是那帮剥夺了我一生所有慰藉的奸佞趁我远离他时，欺他年迈，在他面前把我说得一无是处的话，也是会一直不变的。
乔治·基思是苏格兰世袭元帅，也是那位生得伟大、生得光荣的名将基思的兄弟。他年轻时便离开了故乡，因为忠于斯图亚特家族而遭放逐。但他发现这个家族一贯生性无义而暴虐，所以很快便对它感到厌恶了。他在西班牙待了很久，很喜欢那儿的气候，最后，同他兄长一样，依附了知人善任的普鲁士国王，兄弟两人都受到了重用。普鲁士国王也因此而得到了很好的回报：基思元帅为他效尽犬马之劳，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获得了元帅勋爵的真诚的友谊。这位可敬可佩的人的那颗完全共和主义的、高尚的灵魂，只有在友情的重负之下才会屈服。但它屈服得又是那么完全彻底，以至于尽管两人思想迥异，但他一旦依附了腓特烈，眼里就只有这位国王了。国王委托他负责了一些重大事务，派他去巴黎，去西班牙，最后，见他年迈，需要休息，便委他以纳沙泰尔邦总督之职，借以颐养天年，并使该小邦人民生活幸福。
纳沙泰尔人只重金玉其表，不识真知实才，一听人侃侃而谈，便以为是才气过人，看到一个冷静而不拘俗套的人，便把他的质朴当作高傲，把他的坦率视为粗俗，把他的言简意赅当成愚蠢。他们拒绝他的关心爱护，因为他只愿助人而不愿逢迎，根本就不会讨好他所不欣赏的人。珀蒂皮埃尔牧师被他的同行们撵走了，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同行们永远被判在地狱中（）①。在这个可笑的事件中，勋爵因反对牧师们僭越权力而遭到他为其着想的全邦人的反对。当我到来时，这愚蠢的反对声尚未止息。他至少被看作易让人产生偏见之人，而在他所受到的所有责难中，这也许是比较正确的。我在看到这位尊敬长者时，第一个感觉便是为他那被岁月耗尽的瘦削躯体而动容。但是，当我抬眼看到他那神采奕奕、爽朗而高贵的面容时，我不觉一怔，立刻对他肃然起敬，充满信任，这种感情战胜了其他的情感。我走上前去，对他说了简单几句寒暄话。他只是听了听，便谈起了别的事情，仿佛我已来了有一个星期似的。他没有给我让座，而他这位领主也直挺挺地站着。但我从这位勋爵深邃而精明的眼神中，看到一种说不上来的温情，所以我马上就感到很自在，无拘无束地走到他坐的那张沙发椅前，在他身边坐了下来。从他一开始就采用的亲切口吻中，我感到我这种随意的做法让他高兴，我猜想他心里一定在说：“此人不是纳沙泰尔人。”
性格相投真是效果奇特！到了这一大把年纪，人心已经失却其自然热力了，可是这位善良老人的心为我而奇怪地炽热起来，令人惊诧不已。他竟跑来莫蒂埃看我，借口要打鹌鹑。可是住了两天，连枪也没摸一下。我俩之间建立起了那么深厚的友谊——确实如此——以至于彼此谁也离不开谁了。他夏天住的科隆比埃城堡离莫蒂埃六法里，我顶多半个月就得去那儿住上一天一夜，然后便又像朝圣者似的走回来，心中一直惦念着他。我从前从退隐庐往奥博纳跑时的激动心情当然与此迥然不同，但那并不比我走近科隆比埃的感觉更加甜美。一路上，当我想到这位可敬的老者那慈父般的善心，那可亲可爱的美德，那慈善旷达时，我流下了多少动情的泪水啊！我称呼他为父亲，他唤我为孩子。这种甜蜜的称呼部分地说明了把我俩聚在一起的那份依恋之情，但还不能反映我俩彼此相互的需要和不断相见的愿望。他非要我住到科隆比埃城堡去，老是催我在我临时住的那套房间住下去。最后，我对他说，我在自己家里更自由一些，我宁愿一辈子这么跑来跑去地去看望他。他很赞赏我的坦诚，就没再提这事了。啊，善良的勋爵！啊，我可敬的父亲！我现在想到您时，心里仍多么激动啊！啊！那帮凶狠的家伙，他们把您硬从我身边离间开去，给了我多大的打击啊！不，不，伟大的人啊，对于我来说，您是而且将永远是始终如一的，而我也是依然如故的。他们欺骗了您，但没有改变您。
元帅勋爵并不是完美无缺。他是个智者，但毕竟是个人。他具有最深邃的思想，他最能掌握分寸，最了解人，但有时也受人蒙骗，而且迷不知返。他的脾气很特别，看问题有点古怪、离奇。他看上去把天天见到的人都忘掉了，可是在这些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他又想起了他们。他对人的关心常显得不是时候。他送人礼物全凭自己心血来潮，而不是考虑合适与否。他脑子里一想起什么，便立即把礼物送给您或寄给您，不问价值之高低贵贱。有一个日内瓦青年，想去报效普鲁士国王，前来找他。勋爵给他的不是一封信，而是满满一小袋豌豆，命他转交给国王。国王收到这个奇特的“推荐信”，立即任用了送“信”的人。才高智远的人之间有着一种共同语言，那是凡夫俗子永远也理解不了的。元帅勋爵的这种类似一位美妇人的任性的小小怪癖，使我觉得他分外有趣。我深信，而且后来也深深体会到，这些小小怪癖并不影响他的感情，也不影响友谊在关键时刻要求他对别人施舍的种种照顾。不过，说实在的，在他照顾别人的方式方法上，与他在对人的态度上有着同样的奇特之处。我只就一件小事举一个例子。由于从莫蒂埃到科隆比埃一天走到对我来说实在太累，我通常便把它分成两段来走，午后动身，半路上，夜宿布洛特。居处主人桑托兹，需要向柏林求得一项对他来说极其重要的恩准，便求我转请总督阁下代为求情。我很乐意帮他这个忙，便带上他一起去了。我让他先留在候见厅里，我去同勋爵谈这事，可勋爵没有吭声。上午过去了，我穿过候见厅去吃午饭，看见可怜的桑托兹等得心急火燎的。我以为勋爵早已把他给忘了，便在入席之前，又跟他提起这事，他仍旧和先前一样没有吭声。我以为他的这种态度是在让我感觉出我很不识相，有点受不了，便不再言语，暗自在为可怜的桑托兹叫苦。第二天返回时，桑托兹一再向我道谢，说他在总督府上受到了盛情款待，吃了顿丰盛的午餐，而且总督阁下还收下了他的呈文，弄得我瞠目结舌。三个星期之后，勋爵把桑托兹所要的诏令派人送给了他。诏令是经国王御批的，由大臣下发的。勋爵在办这件事时，从不愿跟我，也没跟桑托兹说一句，吭一声，我还以为他不肯办呢。
我真想继续谈论乔治·基思。我最后的美好回忆就是源自他的，而除此之外，我的生活剩下的就只是痛苦和揪心了。一想起这些揪心事，我便悲从中来，恍恍惚惚，斩不断，理还乱，讲出来也不可能前后有序。所以，今后我只好信马由缰，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我很快便因得到了国王给元帅勋爵的答复，同意我避难，从而摆脱了不安的情绪。大家可以想象，我把元帅勋爵看作了我的辩护人。国王陛下不仅赞同他的做法，而且还责成他——我得把一切都说出来——给我十二个金路易。好心的勋爵被这样一个差使弄得进退维谷，不知如何办才能使我不致感到难堪。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把这笔钱折成实物，告诉我说，他奉命给我提供劈柴、木炭，好让我开始过起小日子来。他甚至还补充说——这也许是他自个儿的意思——如果我愿意选定一个地方的话，国王很乐意让人按我的意愿为我建造一座小屋。这份好意让我深为感动，使我对前面的馈赠的计较显得小家子气了。尽管这两份厚意我都没有接受，但我已将腓特烈看作我的恩人和保护者了，并且真心实意地依附于他，以致自那时起，我便对他的光荣十分上心，一如我此前一直对他的成就不以为然一样。因为不久之后对他所促成的和平（）①，我做了一个很别致的彩灯，以表示我的欢悦。那是一圈花环式小彩灯，我用它来装饰起我住的那所房屋，而且，说实在的，我有着一种自傲的报复心理，花掉了几乎是他本想送我的那笔钱的钱数。和约签订之后，我以为他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光荣达到了顶峰，他将为自己造就另一种光荣，振兴自己的国家，化剑为犁，兴商重贾，开垦荒地，安置移民，睦邻友好，由欧洲的灾星一变而成为欧洲的主宰。他可以无所忧虑地放下刀剑，可以完全相信别人是不会再迫使他重新提起它来的了。我见他仍不化干戈为玉帛，便害怕他错误地利用自己的优势，只成为半拉子伟人。我为此大胆地给他写了一信，并且，以他那种气质的人生来就喜欢的那种随便的口气，把那神圣的真理之声送进了他的耳朵里。有资格听到这真理之声的君王寥寥无几。我这么放肆，只是悄然为之，只有他知我知而已。我甚至连元帅勋爵都没有告诉，我是将此信封严后交给他的。他没问是什么内容，便把信送出去了。国王没作任何答复。不久，元帅勋爵去柏林的时候，他只是对他说，我把他给狠狠地训了一通。因此，我明白了，我的信没得到好的结果，而我那热情坦率被看作一个腐儒的粗鄙无礼了。实际上，这完全有可能，也许我说了不该说的话，采用了不该采用的口气。但我问心无愧的是，我之所以拿起笔来，完全是用心良苦。
我在莫蒂埃-特拉维尔住定下来不久，有了一切可能有的保证，相信人家会让我在此安静度日，因此我便穿上了亚美尼亚服装。这并不是突发奇想。在我的一生之中，这个念头曾动过多次，在蒙莫朗西时，更是常常这么想。因为在蒙莫朗西，由于经常使用探条，我被迫常待在屋里，这就更使我觉得有一件长袍的好处。正巧有一个亚美尼亚裁缝常来看望他在蒙莫朗西的一个亲戚，我便想趁此机会让他给做一件。这可能会引起闲言碎语，可我并不在乎。然而，我在采用这套新的打扮之前，还是想听听卢森堡夫人的意见，她倒是极力地劝说我这么穿戴。因此，我便置办了一小衣橱亚美尼亚衣裳。但是，冲我而来的风暴使我把这么穿戴推迟到平静些的时候再说。只是在过了几个月之后，因为旧病又犯了，不得不求助探条的时候，我才觉得可以在莫蒂埃穿这种衣服而不致冒任何风险。特别是我还事先征求了当地牧师的意见，他对我说，我甚至可以穿上它去圣堂都不会引起哗然的。于是，我便穿上外套和皮里长袍，戴上了皮软帽，系上了腰带，就这么一副打扮去参加了圣事，然后，便觉得就这样上元帅勋爵家去也无伤大雅。元帅阁下见我这身打扮，客气说了一句“Salamaleki”（）①，没说别的，因此，我就这么定了，日后不再穿别的服装了。
完全抛开文学之后，我就只想过一种平静温馨的日子，自己想怎样就怎样。我独自一人时，从不知烦闷，即使是完全无所事事，因为我的想象力填补了所有的空白，这就足以让我闲不着了。只有几个人在屋里相对而坐，纵横捭阖，胡吹神侃，嘴不停歇，那才叫我无法忍受哩。走走路，散散步，倒还可以，至少脚和眼闲不着。但是，双手抱臂地坐在那儿，谈谈天气如何，埋怨苍蝇嗡嗡，或者更糟，互相恭维吹嘘，那简直是让我活受罪，要了我的命了。为了不致活得像个野人，我便想起学着编束带。我带上坐垫去串门，或者像女人们那样坐到门口去干活儿，同过路人聊聊天。这样我就能忍受一点无聊的废话，并能让我不致厌烦地在芳邻家消磨点时间。我有好几位芳邻长得挺可爱的，而且不乏才智。其中有一位名叫伊莎贝尔·迪维尔诺瓦，是纳沙泰尔检察长的千金。我觉得她挺不错的，所以便与她结下了特别的友情，这对她大有裨益，因为我给了她许多有益的忠告，在一些重要关头还照顾过她。因此，现在，已成为贤妻良母的她，也许是亏了我才有了她的理智、她的丈夫、她的生活和幸福。在我这一方面，我也是多亏了她才得到一些非常温馨的慰藉的，特别是在一个十分凄苦的冬季，我身处病痛和苦恼俱烈之时，她常常跑来与泰蕾兹和我一起度过那漫漫长夜，巧用她那聪明才智，同我们促膝谈心，互诉衷肠，使人不再觉得长夜漫漫。她称我为“爸爸”，我叫她为“女儿”，我俩仍旧这么互相称呼着，我希望这种称呼将永远给她和我留下亲切的回忆。为了使我编的束带有点用处，我便在我的那些年轻女友结婚时送给她们作礼物，条件是她们将来自己喂养孩子。伊莎贝尔的姐姐结婚时有了我给的这件礼物，而且没有辜负它；伊莎贝尔也有了一份，她也是一心想着不要辜负它的，可是她却未能有福分如愿以偿。我在赠送这些束带给她俩的同时，曾给她们每人写了一封信，第一封信曾轰动一时，第二封信却无声无息：友谊本无须如此闹哄哄的。
我与左邻右舍有不少来往，详情我就不一一赘述了，但我跟皮利上校的交往是应该提上一笔的。皮利上校在山里有一所房子，他每年夏天都来消夏。我一直不急于结识他，因为我知道他与宫廷和元帅勋爵的关系不好，他根本就不去看元帅。然而，由于他跑来看我，而且还对我十分客气，我只好去回访他。就这样，一来二往便熟识了，有时还你在我家吃我到你家吃的。我在他家认识了迪贝鲁先生，随后，便相交甚笃，所以不能不谈一谈他。
迪贝鲁先生是个美洲人，是苏里南的一位司令官的儿子。司令官死后的继承人、纳沙泰尔的勒尚伯里埃先生娶了他的遗孀。后者再次丧夫之后，便带着儿子来到她第二个丈夫的故里定居。迪贝鲁是独生子，极其富有，是母亲的掌上明珠，受到精心培育，良好的教育使他受益匪浅。他懂得许多知识，但都一知半解，对艺术也有所钟爱，特别喜欢标榜自己善于推理。他一副冷峻、深邃的荷兰人模样，肤色黑红黑红的，性格内向，沉默寡言，这大大有助于他的这种自吹自擂。他虽然年纪轻轻的，但耳朵聋，且患有痛风病。这使得他的一切举止动作都极其稳重，极其严肃，而且，尽管他喜欢争论，有时甚至争得很久，但一般来说说话很少，因为他听不见。他的整个外表令我肃然起敬。我暗自思忖：“这是一位思想家，一位贤哲，有他这样的人做朋友会很幸福的。”他常冲我说话，却从不对我作任何恭维，令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很少跟我谈我，谈我的书，也很少跟我谈他自己。他倒并非是没有看法，而且他所说的话还挺正确的。他说话之正确与准确，十分吸引我。他在思想上没有元帅勋爵的高明和精细，但不乏元帅说话的质朴，这一点可说是与元帅不谋而合。我对他并不着迷，但因敬重而产生了好感，渐渐地由敬重而变成了友情。与他在一起，我完全忘掉了我当初不愿与奥尔巴什男爵交往的那种异议：“他太富有了。”我想我当时的看法是错的。可是，现实让我怀疑，一个腰缠万贯之人，不论他是谁，会真心实意地喜欢我的准则及其制订人的。
有挺长一段时间，我不怎么见到迪贝鲁，因为我压根儿不去纳沙泰尔，而他也只是每年才到皮利上校的山里来这么一次。我为什么根本不去纳沙泰尔呢？是因为耍孩子脾气，这得谈上一谈。
尽管我因受到普鲁士国王和元帅勋爵的保护，在避难中，开始时免遭了迫害，但至少并未避免公众、市政官员和牧师们的纷纷议论。在法国拿我开刀之后，谁要是不至少给我点颜色看看，就不是好样的，害怕不仿效我的那些迫害者，就显得是不赞成他们似的。纳沙泰尔的那个阶层，也就是说，该城的牧师团伙率先发难，企图鼓动邦议会来反对我。这一企图未能得逞，牧师们便转向行政长官。后者立即让人查禁了我的书，而且一有机会便对我毫不客气，暗示并直言，如果我本想在该城定居的话，大家也是容不下我的。他们在其期刊《信使》上连篇累牍地载满了无稽之谈和无聊的伪善之语，使明白人看了鄙夷不屑，却能煽起黎民百姓起来反对我。尽管如此，我在听了他们的那些话语之后，仍得对他们施与我的极大的恩典感激涕零，因为他们让我在莫蒂埃——其实他们在那儿毫无影响——住了下来。他们真想按品脱计量售空气于我，条件是我得以高价购买。他们要我因受到保护而向他们表示谢意，其实那是国王不顾他们的反对提供给我的，而且，他们是一直想剥夺掉对我的这种保护的。最后，因为无法得逞，在竭尽全力伤害我、诽谤我之后，竟然大言不惭地拿肉麻当有趣，向我夸耀他们如何仁慈，容我在他们的国土上住下来。我本该对他们嗤之以鼻，不予理会，可我挺蠢的，竟动了肝火，竟荒唐地不愿去纳沙泰尔，而且把此决心坚持了近两年之久。殊不知这帮人的所作所为，不论是好是坏，都是不能责怪他们的，因为他们总是被人拿着当枪使，所以对他们太认真的话，反而是过于抬举他们了。再说，那些既无教养又无知识的人，只看重威望、权力和金钱，根本想象不出应该对天才有所尊重，想象不出侮辱了天才就是在羞辱自己。有这么一位村长，因贪污被革了职，他对我认识的那位伊莎贝尔的丈夫、拉维尔谷的警官说：“人家都说那个卢梭才气过人，您把他给我带来，让我看看是真是假。”以这种口吻说话之人的不满当然是不太会让遭人不满者动气的。
根据人们在巴黎、日内瓦、伯尔尼乃至纳沙泰尔对待我的态度，我便不太指望当地的牧师对我有所照顾。可我是由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介绍给他的，而且他也曾十分热情地接待过我。不过，在这一带，人们对任何人都一律逢迎奉承，所以亲切的表示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然而，我已正式皈依新教，又生活在新教的国土上，我就不能不去参加我所尊奉的新教的公开活动，否则就是违背自己的信誓，违背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所以我便常去参加圣事。另外，我也担心走到圣桌前，遭到拒绝，受到侮辱。而且，日内瓦议会和纳沙泰尔教会的叫嚷已甚嚣尘上，当地牧师完全有可能不让我安安静静地去他的教堂里瞻仰圣体。我眼见领圣体的日子快到了，便决心给蒙莫兰先生——就是当地的那位牧师——写一封信，表示一下良好的心愿，并且向他声言，我打心眼里是一直皈依新教的。同时，为了在信条方面免遭吹毛求疵，我还对他说道，我不愿对信条作任何私下的解释。在这方面有言在先之后，我反倒踏实了，相信蒙莫兰先生不经事先讨论是一定拒绝我去领圣餐的，可我又绝不愿去争论一番，因此，这事也就不了了之，而且错不在我。可是，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在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时候，蒙莫兰先生来了，他不仅向我宣布，他将按我所说的条件同意我领圣体，而且还说，他同他的老教友们都因有我这么一个教徒的加入感到无上光荣。我一辈子也没这么惊喜过，也没感到如此欣慰。我感觉在世界上，总是离群索居的话，那命是很苦的，特别是身处逆境之中。在一再受到通缉和迫害时，能够在心里对自己说，“我至少是生活在自己的教友们中间”，我觉得这真是美不胜言。于是，我满心激动，流着温情的泪水去领圣体了，这也许是人们在景仰上帝时的最佳精神状态了。
不久之后，勋爵派人给我送来了一封布弗莱夫人的信，至少据我推测，此信是经由达朗贝尔转来的，因为他认识勋爵元帅。这是这位夫人自我离开蒙莫朗西之后给我写的第一封信。在信里，她严厉斥责我不该给蒙莫兰先生写那封信，特别是不该去领圣体。我不明白她是在冲谁发这么大的火，尤其是自我去日内瓦旅行之后，我一直是公开声称自己是新教徒，而且我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去过荷兰教堂（）①，可谁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觉得这挺有趣的，布弗莱伯爵夫人竟然想在宗教信仰上对我加以指导。然而，尽管我弄不懂她是什么意思，但我并不怀疑她完全是出于好心好意，所以我对她的这种莫名其妙的训斥委实不觉得生气，并心平气和地回了她一封信，说明自己的理由。
这时候，辱骂的印刷品越来越多，其厚道的作者们责怪权势者对我过于手软。主谋者们在幕后指挥着的这一片鸡鸣狗吠，真是有点凄厉可怕。而我则任人去说，毫不激动。有人肯定地对我说，索尔朋神学院有一纸谴责书，可我根本就不相信。索尔朋神学院根据什么要掺和这事呢？它想硬说我不是天主教徒吗？可这是众所周知的呀。它想证明我不是一个好加尔文教徒吗？可这与它有何相干？操这份心真是太蹊跷了，这是越俎代庖，要顶替我们的牧师。在见到这一纸谴责书之前，我以为是他人假借索尔朋神学院之名，使之流传开去，以取笑该神学院。读了它之后，我便完全相信确系如此了。最后，当我对它的真实性再无法怀疑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必须把索尔朋神学院的人送进精神病院去。
另有一个材料更令我痛心，因为那是出自我一向敬重的一个人之手，我敬佩他的坚定，但可怜他的盲目。我说的是巴黎大主教反对我的那份训谕。我觉得我不得不予以答复。我可以做到不失身份，这同我答复波兰国王的情形几乎一样。我从不喜欢伏尔泰那样的粗暴争吵。我只会颇有尊严地与人相辩，而且我希望攻击我的人不辱我的回击，方肯予以自卫。我毫不怀疑，这份训谕是耶稣会士的手笔，而且，尽管他们当时已自身难保，可我始终可以从中看出他们践踏落难之人的那一套旧的准则。于是乎，我也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老准则行事，既尊重名义上的作者，又猛击该文本身：我相信我以前就是这么干的，还挺奏效。
我觉得在莫蒂埃的日子很舒服，而且，为了决心在此终我一生，我所缺少的只是可靠的生活来源。此处生活费用挺高的，而我因旧家拆散，安了新家，所有家具什物全都变卖或丢失了，加之离开蒙莫朗西以来我所必需的一应花销，所以我从前的所有计划眼看着全被推翻了。我眼见我所有的那一点点钱财在逐日减少。过不了两三年，剩下的那点也将耗费殆尽，而我又看不见有什么生财之道，除非重新开始写书，而这又是我已经抛却的不祥的职业。
我坚信，不久，一切将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转变，从疯狂中彻悟的公众将会使权势者们为自己的疯狂而汗颜，所以我便竭力把那点点钱省吃俭用，以维持到时来运转之时，那我就有更多的可能从送上门来的生活手段中去加以选择了。为此，我又拿起我的《音乐辞典》来。这部辞典我已搞了十年，已差不多了，只欠最后润色，誊清即可。我的书籍不久前送来了，为我完成该作提供了资料。同时寄来的我的文稿使我可以开始写我的回忆录，我今后将一心一意地去写它。我先开始把一些信件转抄在一个集子里，好引导我按事情和时间的先后次序去回忆。我已经将我为此目的而要保存的那些信件作了筛选，而且，将近十年以来的信件我也没有停止挑选。然而，在我整理它们以便转抄时，我发现其中有一段空白，使我大为惊异。这段空白差不多有六个月之久，从一七五六年十月到次年三月。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在筛选时已将狄德罗、德莱尔、埃皮奈夫人、舍农索夫人等的许多信挑选出来了，而他们的这些信正好是在这段空白时间写的，可却找不到了。都哪儿去了呢？我的文稿留在卢森堡府中的那几个月中，有谁拿过吗？这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我曾看见元帅先生拿走了我存文稿的那个房间的钥匙。由于好几封夫人们的信以及狄德罗的所有信件都无日期，我曾不得不凭着记忆摸索着给它们把日期注上，以便把这些信按时间顺序排好。我起先还以为自己把日期注错了，所以便把所有这些原先无日期或经我补注上日期的信件重新过一遍，看看是否有属于这段空白时间的信件。但一无所获。我看到这段空白确实存在，那些信肯定是被人偷走了。是谁偷的呢？为什么偷呢？我百思不得其解。这些信都写于我的那些大争大吵之前，写于我因《朱丽》而初尝醉意之时，与任何人都无利害关系。顶多是狄德罗的一点烦扰，德莱尔的一点挖苦，舍农索夫人以及我当时与之关系十分密切的埃皮奈夫人的一些友谊的表示。这些信能对谁那么重要呢？想拿去干什么用呢？只是在七年之后我才猜到这场偷窃的可恶目的。
确证有这一段空白之后，我又在自己的稿子中查来查去，看看会不会发现还有别的短缺。我又发现几件，而且，由于我的记性不好，致使我猜想在我的众多文稿之中还会有别的短缺。我所发现短缺的有《感性伦理学》的草稿和《爱德华爵士奇遇记》的草稿。我得承认，这后一部稿子的丢失使我怀疑上了卢森堡夫人。这些文稿是她的仆人拉罗什寄给我的，我猜想世上只有她会对这堆废纸感兴趣。但是，另外那一部以及被窃去的那些信件，她拿去又有什么用？她即使对那些信件心怀叵测，也不可能用来损害我的，除非加以篡改。至于元帅先生，我对他的耿直以及他对我的真情实意是很了解的，我一刻也不会怀疑到他的。我甚至都无法怀疑到元帅夫人的头上。我冥思苦想了许久，一直在寻找这个窃贼，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合情合理的想法，认为是达朗贝尔所为。因为他已经钻进卢森堡夫人家里，可能是找到法子探知那些文稿存于何处，并窃走了他所喜欢的，不管是手稿还是信件，或许是为了想法给我造成点烦恼，或许是把可能对他合适的东西窃为己有。我猜想他是被《感性伦理学》这部书名所迷惑，以为发现了一部真正的论唯物主义的著作纲要，他可以从中找到大家想象得出的东西，以反对我。我深信他一看那书稿很快便会释疑，而且我已决心完全脱离文坛，所以对这些盗窃已不以为然。因为那同一只贼手已不是第一次偷我了，我以前一直忍着，一声未吭。不久，我便不再去想这种不义之事，就像从未有过这种事似的，而开始聚集人们给我留下的那些材料，开始写我的《忏悔录》了。
我很久以来就认为，在日内瓦，牧师界或者至少是公民和市民们，会对通缉我的那道命令违反了教会法而强烈抗议的。但一切都平静如水，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其实，一种普遍的不满情绪在酝酿中，只等时机一到，便要爆发出来。我的朋友，或者说那些所谓的朋友，接二连三地写信给我，要求我去领着他们干，向我保证说，公众会弥补议会的过失的。我担心我的出现会引起混乱和骚动，所以没有答应他们的请求，而且我忠于我曾立下的誓言，永不染指我的祖国的任何内乱。我宁可让侮辱继续存在，宁可永远被从自己的祖国驱逐出去，也不愿以暴力和凶险的手段返回祖国。的确，我是曾期待市民方面以合法而和平的方式出面反对一个与他们利害攸关的违法行为。可是，他们没有任何动作。领导市民阶层的那些人不是在想法伸张正义，而是在努力寻找机会表现自己。他们在暗中策划，却一声不吭，任随议会推在前面的那些饶舌之人和伪善者或自称善良的人去鼓噪，以便让平民百姓觉着我可憎可恶，并把他们的倒行逆施看作宗教热忱。
我原以为有人会出面反对非法诉讼程序，但白白地期待了一年多。最后，我打定了主意，眼见自己为自己的同胞们所抛弃，我决心背弃我那使我寒心的祖国。其实，我从未在自己的祖国生活过，也未曾得过它的任何好处和帮助。而作为对我曾尽力为它增光添彩的报答，它竟然全国上下如此一致地可耻地对待我，而那些本该出来说话的人却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便给那年的首席民事代表——我想，是法弗尔先生——写了一封信，郑重声明放弃我的市民权，但我在信中仍注意到礼貌和克制。我的敌人们的残暴常常迫使我在落难之际作出豪迈之举时，始终都很注意礼貌和克制的。
我的这一做法终于让公民们睁开了眼睛。他们感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不该不为我伸张正义，于是，他们便捍卫起我来，可已为时晚矣。他们本已心怀不满，正好把我的事一并算上，作为多次上书的内容，写得入情入理。议会有法国政府支持，有恃无恐，对他们的要求粗暴、断然地加以回绝，致使他们更加觉得议会打定主意要奴役他们，所以更加扩大和加重了意见书的内容。因这番争吵，出了不少的小册子，但直到《乡间来信》突然发表之前，这些小册子都没起过任何作用。《乡间来信》是为议会张目的作品，写得妙笔生花，国民代表（）①一派被驳得哑口无言，一时间被压垮了。此作乃其作者稀世奇才的传世之作，出自检察长特隆尚（）②之手。特隆尚是个才华横溢、开明远见之人，深谙法律和共和国政体。Siluit terra。（）③
国民代表们从最初的颓丧中恢复过来，准备撰文作答，花了不少时间，总算凑合着写成了。但是，他们全都用眼睛盯着我，好像只有我能与这样的一个对手进行较量，有希望将对手打垮。我承认，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原先的同胞们认为这一尴尬场面因我而起，我有义务用我的笔来帮助他们。在他们的催促之下，我便着手回驳《乡间来信》，我按原作名称，把我的驳文称之为《山中来信》。这项工作我准备并执行得十分机密，以至于我在托农跟国民代表的头头们会晤，谈论他们的事情时，他们把他们的答辩提要拿给我看，我都只字未提我已经写好了我的辩文，生怕漏出点风声，传到官员们或我的私敌耳里，有碍印刷。然而，我未能避免让这一作品在发表之前在法国为人所知，但是，人家宁可让它发表，也不愿让我太清楚我的秘密是怎么被发现的。在这一点上，我将只说我所知道的（其实我知道的很有限），而推测之事我就不说了。
在莫蒂埃，登门造访者与在退隐庐和蒙莫朗西一样多，但大部分来访者极其不同。在这之前，来看我的都是一些与我在才能上、兴趣上、准则上有点关系的人，他们假借此关系前来找我，一上来便先跟我谈一些我能与他们谈的事情。在莫蒂埃，情况就不再是这样的了，特别是法国方面来的人。他们是一些军官，或者其他一些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人，甚至大部分都从未读过我的作品。可据他们自己声称，却跑了三十、四十、六十、一百法里前来看我，瞻仰一番我这个名流、名人、大名人、大伟人，云云。自那时起，人们便不停地粗鄙不堪地冲着我进行寡廉鲜耻的阿谀，而此前来拜访我的人因对我十分敬重，所以一直使我免受此罪。由于这些不速之客中的大部分人都不肯自报家门，不肯说出自己的身份，由于他们的知识和我的知识不是一个路数，由于他们没有读过，甚至没有浏览过我的作品，所以我都不知道该跟他们谈些什么。于是，我便等着他们自己先说，因为只有他们心里明白为何前来，该由他们告诉我为什么要来看我。大家可以想象，对于我来说，这是引不出很有趣的谈话的。当然他们可能会感觉有兴趣，就看他们想知道些什么了。我由于并无防人之心，在他们认为宜于向我提出来的所有问题上，我谈起来是无所保留的。他们回去时，一般来说，对我的情况可说是同我一样知之甚详。
譬如，我就是这样接待过范斯先生的来访。他是王后的马术教官兼王后卫队的骑兵队队长。他竟然有耐性在莫蒂埃待了好几天，甚至牵着自己的马，跟着我徒步走到拉费里埃尔，可我俩除了都认识菲尔小姐，都会玩玩比尔包开球而外，并无共同之处。在范斯先生之前和之后，我还接待过一次更加特别的来访。有两个人步行前来，各自牵着一头驮着自己小行李的骡子，住进客栈之后，自己刷洗干净骡子，然后便要求前来看我。看着这两个赶骡子的人的一身装束，人们把他们当成了走私贩子，消息一下子传开了，说是有走私贩子跑来拜访我了。他们一开口同我谈话，我便知道他们并不是这种人。但是，尽管不是走私贩子，却可能是两个冒险家，这种疑心使我一时间心存戒备。他们很快便让我心里踏实了。原来一个是蒙多邦先生，人称拉杜尔·迪潘伯爵，是多菲内地区的一位绅士，另一个是达斯蒂埃先生，卡尔邦特拉人氏，是一位前军人，他把圣－路易十字奖章放在兜里，免得招摇过市。这两位先生都很可爱，都很有才气，他们的谈吐落落大方而又妙趣横生。他们的旅行方式极不合法国绅士风度，但与我的口味颇为相投，致使我对他俩产生了某种好感，而他们的谈吐更加强了这种感情。与他俩的交往并未到此结束，因为现在还在来往，他们又来看过我好几次，不过不再是走来的，一开始走了来倒是挺好的。然而，我越看这两位先生，就越觉得他们同我的兴趣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越感到他们的信条不是我的信条，越发觉我的作品他们并不熟悉，他们和我之间没有任何真正的共鸣。那他们到底对我何所求呢？为什么这么一身打扮跑来看我？为什么一待就是好几天呢？为什么后来又来了好几次？为什么那么殷切希望我去做客？我当时没有想到对自己提出这些问题，而是自那以后，我有时候这么自己在问自己。
我为他们的主动来访所感动，便未假思索地把心交了出去，特别是对达斯蒂埃先生，他神情开朗，我更喜欢。我甚至同他保持通信，而且，当我想让人排印《山中来信》的时候，我曾想找他帮忙，以骗过那帮在去荷兰的路上等着我的邮包的人。他曾对我大谈特谈——也许他是故意这么说的——在阿维尼翁的出版自由，他还主动地提出要为我帮忙，如果我有什么东西要拿到那儿去印的话。我正好借此机会，陆续通过邮局给他寄去我的头几分册手稿。他把它们留了很久之后，又给我寄了回来，说是没有一个书商敢于承印。于是，我只好又去找雷伊，并且留着心思，一分册一分册地寄去，在得知收到前一分册之后，才寄去下一分册。在该作品出版之前，我知道它已在大臣们的办公室里被看过了，而且，纳沙泰尔的德斯什尼还跟我提到过一本名为《山中人》的书，说是奥尔巴什跟他说过是我写的。我如实地告诉他说，没有叫这么个名字的书。当《山中来信》发表的时候，他暴跳如雷，斥责我撒谎，其实我对他说的只是实情。这就说明我是怎么确知我的手稿被人看过了的。我深信雷伊的忠实，所以便不得不往别的方面去猜，而我猜得最多的是邮包在邮局被人拆开过。
几乎与此同时结识的另一个人，一开始是通过书信往来，他名叫拉利奥先生，尼姆人氏。他从巴黎写信给我，请我给他寄一张我的侧影像，说是需要用来让勒穆瓦纳先生替我雕一尊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他的书斋里。如果这是为了感化我而想出的一种奉承办法，那它是完全奏效的。我断定，一个想把我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自己书斋里的人，一定饱览我的著作，因此，也折服于我的信条，并且非常喜欢我，因为他的心和我的心是灵犀相通的。这么一想，我很难不受到诱惑。后来，我见到拉利奥先生了。我发现他非常热心，想帮我许多小忙，想插手我的许多小事。但是，我毕竟感到怀疑，在他一生中所读过的那不多的几本书中是否有我的一本。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一个书斋，即使有，是否物尽其用，至于那半身像，只不过是一个差劲的黏土雏形，确系勒穆瓦纳所塑，雕的是一个丑陋不堪的人像。但他到处宣扬是我的雕像，仿佛它与我有点相像似的。
因对我的情感以及我的著作感兴趣而前来看望我的唯一一个法国人，是利穆赞团的一位年轻军官，名叫塞吉埃·德·圣布里松先生。他因具有令人赞赏的才华和自命不凡而在巴黎、在社交界出过风头，也许现在仍风头不减。在我遭难前的那个冬天，他曾跑来蒙莫朗西看我。我觉得他感情奔放，我很喜欢。后来，他写信到莫蒂埃给我，而且，也许是想讨好我，也许是他读了《爱弥儿》之后确实晕头转向，反正他告诉我说，他要脱离军旅，独立地生活，还告诉我说他将学木工活儿。他有一位兄长，是同一个团的上尉，是他母亲独宠的儿子。他母亲是一位过分虔诚笃信的信徒，不知是受哪一位伪善的神甫指导，对小儿子非常不好，斥责他不信教，甚至谴责他与我来往，实属十恶不赦。他因此而愤懑不平，欲与他的母亲断绝关系，走我刚才说的那条道，干脆做一个小“爱弥儿”。
他这么急不可耐的，让我着实乱了方寸。我连忙给他写信，让他回心转意。我尽自己的可能，使出浑身解数，去规劝他，总算将他说动了。他恢复了对母亲的孝道，并且从团长手里要回了他的辞呈。他在把辞呈递交团长之后，团长审慎地未作任何处理，以便让他有时间好好地考虑考虑。圣布里松丢开了他的那些疯狂念头之后，又动了一个念头，虽说不那么荒唐，但不怎么合我口味：他想当作家。他连续地出了两三本小册子，看得出他倒并不是一个没有才气的人，但我并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就此对他有所赞扬，没有鼓励他继续此道而问心有愧。
不久之后，他跑来看我，我俩一起前往圣皮埃尔岛一游。在这次游玩中，我发觉他与我在蒙莫朗西见到他时判若两人。他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矫揉造作的架势，我开始倒并不觉得恼火，但自此之后，我脑子里总要常常回想起来。当我前往伦敦，路过巴黎时，他到圣西蒙旅店又来看过我一次。我在那里得知——他先前并未告诉过我——他生活在上流社会之中，并且经常见到卢森堡夫人。我在特利时，他就音信全无了，也没托他的亲戚塞吉埃小姐转告我点消息。塞吉埃小姐是我的邻居，但看样子对我始终无甚好感。总而言之，圣布里松先生对我的仰慕，如同与范斯先生的交往一样，一下子便中断了。可是，范斯并不欠我什么情，而他则欠我点什么，除非我阻止他做的那些蠢事只不过是他耍的一个把戏：实际上，这倒是大有可能的。
从日内瓦来看我的人也非常之多。德吕克父子就相继选上我当他们的看护：父亲是在半路上病倒的，儿子从日内瓦一动身便病了，父子二人都前来我处休养了。牧师们、亲戚们、伪善者们，以及各种各样的人都从日内瓦和瑞士跑来，他们不像从法国来的人，为了崇拜我或挖苦我而来，他们是为了斥责我、教训我而来的。唯一使我觉得开心的人是穆尔杜，他跑来同我一起待了三四天，我真想再多留他一些时日。来人中跑得最勤、最死皮赖脸、烦得我够呛的是迪维尔诺瓦先生，他是一位日内瓦的商贾、法国难民、纳沙泰尔的检察长的亲戚。这位日内瓦的迪维尔诺瓦先生每年来莫蒂埃两次，是专程前来看我的。一连好几天，从早到晚地待在我家，跟我一起散步，给我带来各种各样的小礼物，让我无可奈何地探听我的隐秘，凡是我的事他都要插上一手，可我俩之间在思想上、爱好上、感情上、知识上，都没有任何可以沟通的。我怀疑他一辈子是否读完过任何种类的任何一本书，甚至连我的书写的是什么恐怕都未必知道。在我去采集植物标本的时候，他也跟着我去，可对此毫无兴趣，而且也没什么话好跟我说的，而我也没什么话好跟他说。他甚至有勇气在古穆安的一个小酒馆里，跟我相对而坐了三整天。我以为他会因为感到厌烦并且看出他让我有多么讨厌而识相地离去，可他仍旧死赖着不走，我也搞不懂他到底为何如此有耐心。
在所有这些我只是迫不得已结识和维持的关系中，只有一个是我感觉愉快并且打心眼儿里真正关切，是我不应该漏掉不说的。那是一个匈牙利青年，他来到纳沙泰尔定居。然后，在我定居莫蒂埃几个月之后，他从纳沙泰尔也到了莫蒂埃。在当地，人们称呼他为索特恩男爵，他就是以这个名字从苏黎世介绍来的。他身材魁伟，相貌堂堂，面容讨喜，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逢人便说，而且还暗示于我，他只是冲着我才来纳沙泰尔的，想通过与我的交往，趁年轻之时修身养性。他的容貌、风度和举止使我觉得与他的谈吐相一致。我以为，这个我看着无处不好、又是怀着如此可敬的动机前来寻我的年轻人，我若是将他拒之门外，那就是未尽到一个最伟大的义务了。我与人交往，从不会半心半意的。很快，他就获得了我的全部友情、全部信赖，我俩变得形影不离了。我每次去徒步郊游，他都相随相伴，而且也喜欢上徒步旅行了。我领他去元帅勋爵家，后者对他百般地疼爱。由于他还不能用法语表达，他同我说话，给我写信便只有用拉丁文，而我则用法语回答他。两种语言的交替使用丝毫未使我俩交谈的流畅和热烈受到影响。他跟我谈到他的家庭、他的事务、他的遭遇，也谈到维也纳宫廷，而且对其中的内幕了如指掌。总之，在我俩相处最为亲密的近两年当中，我只觉得他性情温和，凡事不急，品行不仅正直，而且高雅，衣着整洁干净，谈吐极其彬彬有礼。总之，他透着良家子弟所有的特征，令我觉得非常可敬可佩，不能不喜欢他。
在我俩过从甚密之时，迪维尔诺瓦从日内瓦写信给我，让我当心前来我身边住下的匈牙利青年，说有人告诉他说，此人是法国政府安插在我身边的一名奸细。这一警告是会让我觉得很不安的，因为在我住的地方，大家都提醒我凡事要留神，说有人在窥视我，在想方设法地要把我引到法国领土上去，以便在那儿对我下毒手。
为了一劳永逸地把这帮无聊的警告者的嘴给堵上，我便率先未向他有任何透露地建议他一起去蓬达里埃徒步远游，他同意了。到了蓬达里埃时，我便将迪维尔诺瓦的信拿出来给他看，然后，我热烈地拥抱着他说：“索特恩无须我向他证明我对他的信任，但公众需要我证明我是知人识人的。”这拥抱非常温馨，这也是心灵的一种快乐，是迫害者们所不识，也无法从被迫害者那儿夺走的。
我永远也不会相信索特恩是个奸细，不相信他会出卖我，但他却欺骗了我。当我毫无保留地把心掏给他的时候，他竟然有勇气经常将他的心向我紧锁着，并且用一些谎言来蒙骗我。他跟我胡诌了一个不知什么故事，竟使我觉得他非回国去不可。我还劝他尽快动身。于是，他走了。当我以为他已经回到匈牙利的时候，我却听说他在斯特拉斯堡。他去斯特拉斯堡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他曾在那儿把一个家庭搅得乱七八糟：那做丈夫的知道我常与他见面，便给我写了一封信。我不遗余力地劝说年轻妻子回归妇道，劝说索特恩别忘了为人之道。当我以为他俩已完全分手的时候，这对男女却又聚首一处了，而且做丈夫的还殷勤地将年轻人又邀至家中住下。这时候，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我得知那个所谓的男爵用了一大堆谎话骗了我。他根本就不叫索特恩，而叫索特斯汉姆。至于男爵那头衔，是人家在瑞士加给他的，我不能责怪他，因为他从未自称是男爵。但是，我并不怀疑他确实是个小贵族，而且一眼就能看透人的元帅勋爵，曾经去过匈牙利，他一直视他为贵族，并且是以此相待的。
他刚一离去，他在莫蒂埃用餐的那家客栈的女佣便声称身怀有孕了，说是他搞的。那女佣是个下流贱货，而索特恩在整个地区都因其行为道德之高尚而遍受敬重和爱戴，而且他又一向喜欢干干净净的，所以这盆脏水令大家都非常恼火。当地最可爱的那些女人曾百般挑逗他都未能如愿，闻听此事，都怒不可遏。我也气得七窍生烟。我竭尽全力让那个不要脸的女人闭嘴，允诺负担她的一切费用，并且为索特斯汉姆作保。我给他写了信，我不仅深信那女人的肚子不是他搞大的，而且她是装出来的，而这一切全都是他的仇敌和我的敌人玩的一个把戏。我要他回来羞辱这个女浑蛋和教唆她的那帮人。可他回信中的软弱令我惊奇。他写信给那个下贱货所在教区的牧师，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一看这个架势，便不再掺和了，非常惊奇如此放荡不羁的一个人，竟能相当地克制自己，在与我过从甚密之时，以其矜持将我给蒙骗了。
索特斯汉姆从斯特拉斯堡到了巴黎，去寻出路，但找到的只是贫困。他给我写信，诉说了他的Peccavi（）①。我回想起我俩往日的友谊，不禁心有所动，于是便寄了点钱给他。第二年，在路过巴黎时，我又见到了他，看他差不多还是那么窘困，但已是拉利奥先生的好友了。可我无法知晓他们是怎么认识的，不知他们是老友还是新朋。两年之后，索特斯汉姆回到了斯特拉斯堡，从那儿给我写过信，后在那儿去世了。这就是我俩交往的简单情况，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遭遇。不过，我虽悲叹这位不幸青年的命运，但仍始终深信他是个良家子弟，深信他之所以放浪形骸，全都是他所处环境使然。
这就是我在莫蒂埃所交往和结识的人。得有多少这样的交往和结识才能补偿我在此同一时期所受到的惨痛损失啊！
第一个损失就是卢森堡先生之死。他在被医生们长期折磨之后，终于成了他们的牺牲品。他得的是痛风，可他们硬说不是，当成了一种他们认为能治好的病来治。关于这一点，如果应该相信元帅夫人的亲信拉罗什先生给我写信说的情况的话，那就完全应该根据这一惨痛而难忘的例子为大人物的不幸悲叹痛惜。
这位善良的大人物之死使我尤其伤心，因为他是我在法国唯一的真心朋友，他那极其温和的性格使我完全忘了他的身份地位，使我像同地位一样的人那样与他情深意笃。我俩的交往并未因我的隐遁而终止，他仍一如既往地给我写信。然而，我认为我也看出来了，我的离去，或者说我的不幸，使他的情感也降了温。一位朝臣对一个他知道已在君王们面前失宠的人仍保持同样的感情确实是很困难的。再说，我断定，卢森堡夫人对他的巨大影响是于我不利的，她一定是趁我离去之机，给他吹风，损害于我。至于她本人，尽管仍然装出点友好表示，但已实属罕见了，并且日甚一日地毫不掩饰她对我的感情上的这种变化。她断断续续地给我往瑞士写了四五封信，然后就再没有给我写过信了，也怪我当时仍太主观，太自信，太盲目，没有看出她对我已不只是冷淡而已了。
迪舍纳的合伙人、书商居伊在我走后，往卢森堡府中跑得特勤。他写信给我，说是元帅先生的遗嘱上有我的名字。这是完全自然、十分可信的事，所以我并未怀疑。这使我心里颇费踌躇，到底如何对待他的遗赠。思来想去之后，我决定不管所赠何物，都接受下来，以表示对这么一个正直的人的崇敬，因为一个身居高位的人，是不怎么会有友情的，可他却对我怀有一种真正的友情。但我被免除了这一义务，因为我没再听说这个不知真假的遗赠。说实在的，我若是趁我所情有独钟的人的死而捞点什么的话，那会使我因违背了我道德准则中的一条而痛苦不堪的。在我们的朋友米萨尔病危的时候，勒涅普曾向我建议，趁他对我们的关怀表示感激之际，暗示他给我们点好处。“啊！亲爱的勒涅普，”我对他说，“我们在对我们生命垂危的朋友尽我们伤心而神圣的义务的时候，千万别有非分之想，从而玷污了自己。我希望任何人的遗嘱上都别有我的名字，至少永远别在我的任何一位朋友的遗嘱上有。”差不多就在这同一时期，元帅勋爵跟我谈起了他的遗嘱，说他打算在其中留点什么给我，而我对他的回答，已在上卷中谈到过了。
我的第二个损失，使我更加悲痛欲绝，更加欲哭无泪，那就是女人中最好的女人、母亲中最好的母亲撒手西归了。她已不胜年迈，不胜残疾和穷困，脱离了这人间苦海，去到善人天国，去甜美地回忆在人世间所做的善行义举，以作永恒的回报。去吧，温柔而慈善的灵魂，去到费讷隆、贝尔奈、卡蒂纳那样的人身边去吧，去到那些虽地位卑贱，但能像他们一样慈悲为怀的人们身边去吧，去享受您的慈缘善果吧，去为您的受养育者准备好他希望有朝一日在您身边占有的位置吧！您是不幸中的大幸，上苍结束了您的苦痛，也就免去您看到受您养育者的不幸时的扼腕切肤之痛了！因为害怕把我先前所受的种种灾难告诉她而让她伤心落泪，我到了瑞士之后，就没给她写过信。但是，我却给孔济埃先生写过信，打听她的消息。是他告诉我说，她已经停止安慰受苦的人们了，她自己也不再受苦受难了。我自己也很快就要不再受苦了。但是，如果我觉得在另一个世界里不能与她重逢，我那脆弱的想象力将不会相信我所期待于在另一世界中能够获得的幸福美满。
我的第三个损失也是最后一个损失，因为自此之后，我就不再有朋友可失去的了。那就是我失去了元帅勋爵。他没有死，但不愿再为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效力了，便离开了纳沙泰尔，自那以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他还在人间，我希望他将活得比我长久。他还健在，而且，多亏了他，我才没有完全断绝尘缘。尘世上还剩下一个配有我的友谊之人，因为友谊的真正价值更多地存在于人们所感觉的友谊而非人们所启迪的友谊之中。但是，我已失却他的友谊所施与我的种种温馨了，因此，我只能把他列入我仍爱着、但已不再有联系的人中了。他正要前往英国去接受国王的恩典，收回他已被没收的家产。我们在分别之时，并非没有订过一些重逢的计划，这些计划似乎对他和对我几乎都是甜蜜美好的。他准备在阿伯丁附近的基思城堡定居下来，我将去那里找他。但是，这个计划过于让我称心了，以至于我不可能希望它得以实现。后来，他并没待在苏格兰。普鲁士国王情真意切的邀请，使他回到了柏林，大家马上就可看到，我是怎么受到阻碍，未能去那儿与他重逢的。
他在动身之前，已预见到人们开始掀起的反对我的那场风暴的到来，因此便主动让人给我送来入籍证明，这似乎是对付别人可能要将我驱逐出境的一个可靠保障。特拉维尔谷的古维修会，仿效总督的做法，给了我入会证明，也同入籍证明一样，是免费赠予的。因此，从各个方面来说，我都成了本国公民，可以免遭任何合法驱逐了，就连君主也不能这么干。但是，人们在对所有人中那个一向最尊重法律的人进行迫害时，是从来不通过合法途径的。
我认为我不能将马布利神甫之死归于我在这段时期里的损失之列。我在他兄长家住过，与他有点交往，但从来就不太密切，而且，我有理由认为，自打我比他的名气大了之后，他对我的感情便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过，只是在《山中来信》发表之后，我才第一次发现他对我不怀好意。在日内瓦流传着一封致萨拉丹夫人的信，据说是出自他之手，他在此信中把我那部作品说成是一个蛊惑人心的狂人的煽动性叫嚣。由于我对马布利神甫的敬重，由于我对他学识的钦佩，我一刻也不能相信这封荒诞的信会出自他的手笔。为此，我按照我的坦率让我做的那样去做了。我把那封信抄了一份寄去给他，并挑明有人说是他写的。他没给我任何答复。他的沉默令我惊讶。后来，舍农索夫人写信告诉我说，那封信确确实实是神甫写的，而且说我的信让他十分尴尬。请大家想一想，我闻知该又是多么惊讶啊。因为，就算是他说得有理，但他既不受制又无必要，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把一个他一向表示好感而又从未对不起他的人，在其灾难深重之时再踹上一脚，而且还公开地、大肆地、开心畅怀地去干，这又怎么解释呢？不久之后，《弗基昂谈话集》出版了，我在书中见到的只是对我的著作的肆无忌惮、毫不知耻的剽窃和拼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感觉到其作者对我已是横下心来了，从今往后，他将是我最凶狠的敌人。我相信，他既不能原谅我的那本他力所不及的《社会契约论》，也不能原谅我的那本《永久的和平》，他原先似乎是只希望我搞点圣皮埃神甫的作品摘录，并且认为我搞不出什么名堂来的。
我越往下写，就越难厘清顺序，越难前后连贯。我的余生动荡不定，使我无暇将一桩桩事情在脑子里理出个头绪来。桩桩件件的事情太多，太乱，太不愉快，所以叙述起来不可能不紊乱。它们给我的唯一的强烈印象就是笼罩着事情原因的那可怕的神秘以及它们把我逼入的可悲境地。我的叙述只能走到哪儿算哪儿，脑子里想到什么写什么。我记得，在我所说的这个时期，我一门心思地想着我的《忏悔录》，很不谨慎地逢人便谈起此事，甚至都没有想到有谁会有兴趣、有愿望、有能力对我的这项工作从中作梗，而且，即使我想到了，我也不会更谨言慎行的，因为我生性就根本不可能对自己的所思所感作任何的隐瞒。据我的判断，这项工作被人知晓之后，就成了把我逐出瑞士，把我交到阻止我这么做的那些人手里的那场风暴的真正原因。
我还有一项计划，也是害怕我做前一项工作的那些人冷眼相对的，那就是计划编纂我的作品全集。我觉得出版全集很有必要，为的是确认一下以我的名义出版的作品中哪些真的是我的作品，让公众能够把它们与我的敌人们为了贬损和糟践我而加给我的那些赝品区别开来。除此而外，出版全集也是保证我的口粮的一个简单而正当的途径，而且也是唯一的途径。因为我正放弃继续著书立说，我的回忆录在我生前又不能发表，再说用任何别的办法又挣不到一文钱，可开销始终不减，眼见我最后几部作品的收入已快告罄，难以为继了。有鉴于此，我曾经急着将尚未定型的《音乐辞典》拿了出去，换回了一百金路易现金和一百埃居的终身年金。但是，这一百金路易眼看就要花完了，因为我每年都得花到六十多个金路易，而一百埃居的年金对于一个乞丐穷鬼一窝蜂地找上门来的人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
有一伙纳沙泰尔的商人跑来要承揽我的全集的出版，而且，有一个里昂的印刷商或书商，名叫雷基亚先生的，也不知怎么钻进那伙人中间去主持全集的出版。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达成了协议，满足了我的要求。我的著作已印的和手稿加在一起可以够出四开本六卷的。此外，我还负责监督编纂，为此，他们得付我一笔一千六百法国利弗尔的终身年金，并一次性付给我一份一千埃居的赠款。
合同拟好了，还没有签字。这时，《山中来信》出版了。针对这部罪不容赦的作品以及它那怙恶不悛的作者而掀起的可怕浪潮使那伙书商吓坏了，因此，出版工作便泡了汤。我本可以将这部作品的后果与《论法国音乐的信》相提并论的，只不过那封论音乐的信在给我招来仇恨、让我身陷重围的同时，至少也给我留下了尊敬和钦佩。在《山中来信》出版之后，在日内瓦和凡尔赛，人们似乎很惊讶，竟然让我这样一个恶人活在世上。在法国使节煽动下、在检察长操纵下的小议会，针对我的这部作品发表了一项声明，以最恶毒的字眼儿宣称它只配让刽子手拿去烧毁，并且带着近乎滑稽的腔调，说是人们在批驳，甚至是在提一提它时，都会觉得汗颜。我很想能把这篇奇文转录于此，可惜手头没有，而且一句也记不起来了。我热切盼着我的哪一位热衷于真理和正义的读者，能把《山中来信》从头至尾地再看上一遍。我敢说，他将会感觉到，人们是欲置其作者于死地，对作者进行了明目张胆而残酷凶狠的侮辱，其实这部作品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那种泰然自若的节制。但是，他们无法回答辱骂，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辱骂，也无法驳斥其论点，因为它们是无可辩驳的，所以他们便决定表现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架势，却不愿予以批驳。可是有一点倒是对的：如果他们把不可辩驳的论据当作辱骂的话，那他们倒是应该认为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了。
国民代表们并没有对这个可恶的声明有过任何的抱怨，而是沿着它给他们划定的路线去走。他们非但没有以《山中来信》为荣，反而躲在它的背后，以它作为自己的挡箭牌，竟然懦弱地不对这篇为他们辩护并且是应他们之邀而写的作品表示敬意，也不为之伸张正义，尽管他们偷偷地从中抽取了全部证据，尽管他们因只是准确地遵循了该作最后的忠告才得以摆脱困境，取得胜利，却不公开引用和指明这部作品。他们曾把这一职责强加于我，我尽了这一职责，我为祖国和他们的事业鞠躬尽瘁了。我请求他们把我的事撇下，只考虑他们自己的纷争。他们按我的话去做了，而我只是为了不断地请求他们停止争吵，才插手他们的事情的，因为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们仍固执己见的话，一定会被法国压垮的。这种情况并未发生，个中原委我是明白的，但这儿不是说的地方。
《山中来信》在纳沙泰尔的反响起先是很平淡的。我赠送了一本给蒙莫兰先生，他很高兴地收下了，而且读后也未有异议。他同我一样，有病在身。待病好的时候，他前来看过我，并没有说什么。但是，风波起来了，书不知在什么地方被焚烧了。风暴的中心从日内瓦，从伯尔尼，也许还从凡尔赛，很快便移到纳沙泰尔来了，特别是移到了特拉维尔谷。在这里，甚至在宗教界尚未有任何明显的动作之前，有人就已经在暗中下手，煽动老百姓了。我敢这么说，我在这块地方是应该受到爱戴的，正如我在我所生活过的任何地方受到爱戴一样，因为我乐善好施，周济身边的任何贫困之人，对任何人都予以我力所能及、天经地义的帮助，同所有的人亲近异常，也许有点过火，而且，尽可能地不显山露水，免得引人嫉妒。但是，凡此种种并未能阻止不知受何人暗中唆使的群氓们渐渐地对我不悦，竟至达到怒不可遏的程度。他们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辱骂我，不仅是在乡间路上，而且在大街上亦然。曾经得我好处最多的人也是反我最凶的人，甚至有一些我仍在施以恩惠的人，自己不敢抛头露面，却撺掇别人，似乎想以此来洗刷对我感恩戴德的耻辱。蒙莫兰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还没有跳出来。但是，在将近一次领圣餐的时候到了时，他前来我处，劝我不必前往，并向我保证，他不管怎么说并不恨我，绝不会让我不得安生的。我觉得他的客套话很蹊跷。他还向我提起布弗莱夫人的那封信，而我无法想象，我去不去领圣餐同谁有那么大的关系。由于我认为若是让步则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再说，我也不愿让公众抓住把柄，斥责我大逆不道，所以我断然地拒绝了牧师，他怏怏而回，并暗示说我会追悔莫及的。
只凭他一个人说话是无法禁止我去领圣餐的，必须由曾接纳我的那个教务会议发话才行，而只要教务会议不发话，我便可大胆前去，无须害怕遭拒。蒙莫兰设法让教会授命他传唤我去教务会议交代我的信仰，若我拒绝，就将我逐出教会。逐出教会一事也只能由教务会议决定，而且必须以多数票通过才行。但是，以老教友的名义组成此会议的那些乡民，是由其牧师领导，而且心照不宣，是由牧师操纵的，当然是不会与牧师的意见相左的。特别是在神学问题上，他们对此问题比他还要一窍不通。因此，我被传唤，决定出庭。
如果我善于辞令，如果我的嘴犹如我的笔一样，这会是多么好的一次机会，对我该是多大的一个胜利啊！我将以多大的优势，又是多么轻而易举地在那六个乡民面前将那个可怜的牧师驳得体无完肤啊！新教牧师的统治欲使之忘掉了宗教改革的所有原则，所以我只要解释一番他们愚蠢地据之以攻击我的《山中来信》的头几封信，就足以让他们想起这些原则，驳得他们哑口无言。我的文章是现成的，我只需发挥一下，那家伙便会乱了阵脚。我不会傻乎乎地只去防守，我很轻易地便能成为攻击者，而又不让他有所察觉，或者让他防不胜防。宗教界的那帮无名鼠辈，既无知又愚蠢，主动地把我推上了我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他们击垮的最有利的地位。唉，可惜！必须口齿伶俐，而且得随机应变，必要之时，必须立即想出点子，掌握语气，找到恰当字眼儿，必须自始至终头脑清醒，镇定自若，一刻也不能乱了方寸。我痛感自己笨嘴拙舌，无随机应变之能力，对自己又能抱什么希望呢？当年，在日内瓦的一个完全呵护我、已决定同意一切的议会面前，我都被弄得哑口无言，无地自容，而这一次，形势则完全相反，我要与之交手的是一个讨厌的家伙。他不学无术却诡计多端，他将给我设下众多圈套，让我蒙着头往里钻，而且他不抓住我的把柄是绝不罢休的。我越看这个情势，就越觉得危险重重，因此，我感到无法安然摆脱，便想出另一个办法。我考虑拟一篇要去教务会议宣读的演说词，不承认它的权力，从而免了我对它的回答。这事对我来说易如反掌。于是，我便写好了这篇演说词，以未曾有过的极大热情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泰蕾兹见我老是不停地嘟哝、重复那些同样的语句，想法装进脑子里去，便取笑我。我希望最终能把稿子背出来。我知道领主作为国王的官员，将要参加教务会议，也知道不管蒙莫兰如何耍手腕，请吃请喝，大部分老教友对我都深有好感的，而我又有道理、真理、正义、国王的保护、邦议会的权威以及这种宗教裁判的建立与之利害相关的所有善良爱国者的祈愿为我撑腰。凡此种种，都在为我壮胆打气。
指定的那一天的前夕，我已把那篇演说词背熟了，背得一字不差。整整一宿，我都在脑子里默诵。但到了早上，又背不出来了，磕磕巴巴的。自以为已经进到了那个赫然的教务会议上，心里发毛，语无伦次，脑子里一片空白。最后，差不多要去的时候，我完全泄了气。我待在家里不去了，决定给教务会议写一封信，仓促地提出些理由，借口身体不适，去不了了，而且，就我当时的健康状况，我也真的是很难在那次会议上从头坚持到尾的。
牧师见到我的信，颇为尴尬，只好把这事推迟到下次会议再说。在此期间，他本人及其手下们，大事活动，想诱惑那些老教友，因为老教友们宁可凭自己的良心而不愿照他的心意行事，不会跟着宗教界和他人云亦云的。不管他如何酒肉佳肴加好话说尽，除了能笼络住那两三个对他死心塌地、成了他走狗的家伙而外，他未能说动其他任何一个老教友。国王的那位官员以及在这件事上极其热情的皮利上校使老教友们恪守了自己的职责，当蒙莫兰想对驱逐一事进行表决时，教务会议以多数票一下子把他给否决了。于是，他便一不做二不休，干脆煽动群氓，同他的同事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公开活动，而且十分成功，以至于尽管国王一再颁发严厉诏书，尽管邦议会三令五申，我最终还是不得不离开那个地方，免得国王的那位官员因为保护我而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我对这件事的记忆极其模糊，所以对于脑子里想到的东西，理不出头绪，连缀不起来，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零零碎碎，互不连贯。我记得，与宗教界曾有过什么谈判，是蒙莫兰从中撮合的。他假装说是大家害怕我的著作会扰乱地方安宁，有人会责怪这个地方不该让我胡乱地写。他曾暗示我，如果保证放下笔杆子，可以既往不咎。我心里早就有此意愿了，所以毫不迟疑地便答应了宗教界，但有个条件，那就是只限于不写宗教问题。他竟然立了字据，一式两份，并且作了他所要求的某些改动。由于宗教界没有满足我的条件，我便索回我的字据。他还给我一份，把另一份扣下了，借口说是弄丢了。此后，群氓们受牧师们的公开煽动，无视国王御诏，无视邦议会的命令，简直是无法无天。在宣教台上，我被打成反基督者，在乡间，我被看作狼人（）①一般地被驱赶。我的亚美尼亚服装让群氓们很容易识别，我痛切地感到多有不便。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弃之不穿，我觉得是一种懦弱。我下不了这个狠心，仍旧穿着皮里长袍，戴着皮软帽，静静地在当地散步，遭到无赖们的一片嘲骂，有时还遭到石块的袭击。有好多次，在走过一些人家门前的时候，只听见住在里面的人在说：“把我的枪拿来，让我给他一枪。”但我并没有赶忙溜走，他们因此更加来气，不过，也只是威胁几句而已，起码是没有动枪。
在这群情激昂之中，我仍旧有两件非常开心的事，令我极其感动。第一件是通过元帅勋爵的关系，我可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纳沙泰尔所有仁人君子对我所受到的虐待以及针对我搞的卑鄙伎俩无不义愤填膺，憎恨诅咒那帮牧师，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是受外人唆使，只不过是那些躲在幕后操纵他们的人的爪牙而已，而且生怕对我的做法最后会导致货真价实的宗教裁判所的建立。地方官员，特别是接替迪维尔诺瓦担任检察长的默龙先生，全都竭尽全力地在保护我。皮利上校虽然是单枪匹马，却更加尽力，而且收效更大。就是他，想出办法让老教友们恪守职责，让蒙莫兰在教务会议上碰了钉子。由于他有点声望，他就尽其所能地利用它来制止骚动。但他拥有的只是法律、正义和公理的权威，只能用它来与金钱和酒肉对抗，所以并不是势均力敌，而在这一点上，蒙莫兰战胜了他。然而，我对他的关怀、他的热忱是深为感动的，总想以德报德，总想采取什么方式还清他的这份情。我知道，他一直深切盼望着能谋得邦议员的席位，但是他因为在珀蒂皮埃尔牧师一案中不合宫廷意愿，表现欠佳，所以在国王和总督面前失宠了。我斗胆地给元帅勋爵写了封信为他求情，甚至还大胆地提到他所盼望的那个席位。真是走运极了，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国王几乎立即把这一席位委给了他。就这样，一直把我一面捧得很高，一面将我摔得太低的命运，继续在把我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正当群氓们把污水往我身上泼的时候，我却造就了一名邦议员。
我的另一大快事就是韦尔德兰夫人带着女儿一起前来看我。她是领着她女儿去布尔波纳洗温泉的，特意绕道来莫蒂埃，在我处住了两三天。她对我倍加关怀和照顾，终于消除了我长期以来对她的厌恶。我的心为她的爱抚所征服，对她此前一直对我所表示的友谊投桃报李了。我对她的这次来访深为感动，特别是在我当时所处的境况中，为了鼓足勇气，我极其需要朋友的慰藉。我担心我所受到的群氓们的侮辱使她承受不了，本想不让她看到那些情景，免得让她伤心，但我又办不到。尽管我们一起散步时，她的在场震慑住了那帮无礼的人，但她还是看到了不少情况，能够判断出我单独一人时的情景。甚至就在她在我家住着的时候，我开始在夜间，在自己的住处，受到袭击。她的女仆有一天早晨，发现我的窗户被夜里投掷的石块给堵住了。我门口街边一只沉甸甸的石凳，原是固定着的，被挪动，立着顶住我的门。如果不是发现得早，谁第一个出去开大门，肯定要被砸死的。韦尔德兰夫人对所有这一切全都清楚，因为，除了她目睹的而外，她的心腹男仆在村子里交游甚广，跟所有的人都进行接触，有人甚至见他跟蒙莫兰交谈过。然而，她却似乎对我的遭遇毫不介意，既没跟我提及蒙莫兰，也没跟我谈起过任何人，当我有时跟她谈起时，她也很少回答我。只是她深信我住到英国比待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为合适，跟我常常谈到当时正在巴黎的休姆先生，谈他对我多么有感情，谈他多么希望能在他的祖国帮助我。现在该是谈谈这位休谟先生的时候了。
休谟先生在法国名气很大，特别是在百科全书派中间，因为他写了一些论商业和政治的书，最近又出版了《斯图亚特家族史》，这是我通过普雷沃神甫的译本渎过一点的他的唯一一部著述。因为没有读过他的其他著作，所以，根据人家跟我谈起的他的情况，我相信休谟先生把一颗共和主义的灵魂与英国人崇尚奢华的悖论结合起来了。根据这一看法，我把他对查理一世的全部颂扬视作一种公正的奇迹，从而对他的道德和才情钦佩之至。结识这位罕见之人和获得他的友情的愿望，大大地增强了我因他的密友布弗莱夫人早已劝过我去英国的那种跃跃欲试的心情。我到瑞士之后，经布弗莱夫人之手转来一封他的信，一封极其殷切客气的信，他在信中除对我的才气不惜溢美之词之外，还急切地邀请我去英国，愿运用自己的声望，并把他的朋友们介绍给我，使我在英国过得愉快。我在此地见到他的同胞及朋友元帅勋爵，后者证实了我所认为的休谟先生具有的一切长处，甚至还告诉我一则有关休谟先生的文学逸事，此事令他十分惊讶，也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华莱士曾就古代人口问题写文章抨击休谟，但其作品付梓时，他人并不在。休谟便负责看他的校样，并监督发行。这种行为举止正好与我的情趣相投。我也正是这样，曾有人写了一首歌攻击我，我却帮他去卖，六个苏一份。因此，当韦尔德兰夫人跑来跟我眉飞色舞地谈论休谟对我的友情以及他是如何急切地盼着我去英国，以蓬荜生辉——她就是这么说的——的时候，我已完全对休谟怀有深深的好感了。她对我百般鼓动，叫我利用他的这份盛情，叫我给休谟先生去信。由于我天生地不喜欢英国，而且不到走投无路也绝不走这一着棋，所以我拒绝写信去，也不肯应承，但我让她全权处理，为使休谟热情不减，她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来。她在离开莫蒂埃时，由于已经说尽了这位名人的好话，所以使我深信，他已属于我的一个朋友了，而且她更加是他的好友了。
她一走，蒙莫兰便加紧活动，群氓们更加无法无天了。然而，我仍旧岿然不动地在嘲骂声中散步，而且，因跟迪维尔诺瓦博士在一起而开始感觉兴趣的植物学，给我的散步增添了新的乐趣，使我足迹踏遍全邦，采集标本，对那帮无赖的叫嚣无动于衷。我的镇定自若令他们更加怒不可遏。最使我痛心伤怀的种种事情中的一件是，我看见许多朋友或者称之为朋友的人的家属，也相当公开地加入我的迫害者们的同盟中去了，譬如迪维尔诺瓦一家，我的那位伊莎贝尔的父亲及兄长，我住在她家的那位女友的亲戚波瓦·德·拉杜尔夫人以及她的小姑子吉拉尔迪埃夫人。那个皮埃尔·波瓦迟钝之极，愚蠢透顶，行为举止粗暴到了极点，所以，为了免得生气，我便拿他寻开心，我按《小先知》的笔调，写了没几页的一本小册子，取名《号称通灵者的山中皮埃尔的梦呓》。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想出法子，挺逗趣地拿当时成为迫害我的借口的那些奇迹嬉笑怒骂了一番。迪贝鲁把这篇东西在日内瓦让人印了出来，因为它在当地影响平平。纳沙泰尔人就是用足了心思，对于这种稍微细腻一点的雅谑，这种风趣，他们就体会不太出来了。
我同一时期还写过一篇东西，用的心思稍许多些，大家将会在我的文稿中见到此手稿。我必须在这里谈一谈它的来龙去脉。
在一道道通缉令和迫害最疯狂的时候，日内瓦人特别起劲，叫嚷得最凶。特别是我的朋友凡尔纳，以一种为神学赴汤蹈火的精神，恰恰选中这个时候，发表一些信件来攻击我，想证明我不是基督徒。这些信的口气虽洋洋得意，但并不怎么高明，尽管有人说博物学家博内曾经插手。这位博内，虽说是唯物主义者，但一牵涉到我，他便立即显出他那褊狭的正统派神气来。我当然是不想反驳这种作品的，但是，既然有在《山中来信》中说句话的机会，我便在其中夹进一个颇鄙夷不屑的小注，把凡尔纳气得暴跳如雷。他在日内瓦疯狂地叫嚷，而且迪维尔诺瓦还告诉我说，他气得都控制不住自己了。不久之后，出现一张匿名的散页印刷品，似乎不是用墨水写的，而是用沸勒热腾河水（）①写的。在这个匿名散页印刷品中，我被指斥让自己的孩子们流落街头，自己跟一个包月娼妓厮混，纵情声色，梅毒遍体，以及其他一些诸如此类的妙语佳言。我不难看出这是出自何人之手。我在读到这篇诽谤短文时，第一个想法就是要真正重视人世间的名分和声誉。因为我看到一个一辈子从未进过窑子的人，一个其最大的缺点就是腼腆、羞涩如少女的人，被说成是逛窑子的老手，看到自己被人说成是满身梅毒，可我却从未得过一点这样的病，而且这方面的行家甚至认为我根本得不了这种病。经过反复掂量，我认为只有将这篇诽谤短文拿到我住过最久的那座城市去印行，才能更好地批驳它。于是，我便把它寄给迪舍纳，让他照原样印出来，并加上一条按语，把凡尔纳的尊姓大名点出来，再加上几条短注，以澄清事实。让人印了这篇短文之后，我觉得还不满足，我又把它寄给了好几个人，其中有符腾堡的路易亲王先生，他一向对我很敬重，而且，我当时同他保持通信往来。这位亲王、迪贝鲁和其他一些人似乎不相信凡尔纳会是此词诽谤文的作者，责备我过于轻率地就把他的名字给点了出来。经他们一说，我有所顾虑了，便写信给迪舍纳，让他不要印那篇诽谤文了。居伊写信给我，说是已经抽出不印了。可我并不知道他此话是否当真。我发觉他在许多事情上都谎话连篇的，所以这一次再撒一回谎也不足为奇。从此以后，我便被深深的黑暗给笼罩住了，再也看不到任何的真相。
凡尔纳先生忍受了我的指控，其态度之温和简直令人惊诧，特别是他在先前表现得那么暴跳如雷。他给我写了两三封信，非常克制，我觉得其目的无非是通过我的回信设法弄清我究竟知道多少底细，我是否有什么对他不利的证据。我回了他两封信，很短，很干巴，很生硬，但用词却未失礼貌，他一点儿也没动气。接到他的第三封信，我见他想保持一种通信联系，便没再回他的信了，他又通过迪维尔诺瓦向我作解释。克拉美夫人写信给迪贝鲁说，她肯定那篇诽谤文不是凡尔纳写的。这一切都丝毫没有动摇我的决心，但是，由于我总归也会弄错的，那样的话我就得正式向凡尔纳赔礼道歉，所以我让迪维尔诺瓦捎话给他，如果他能向我指出那篇诽谤文的真正作者是谁，或者起码向我证明那不是他写的，我就将向他赔礼道歉，直到他满意为止。不仅如此，我因深深觉得，不管怎么说，如果我冤枉了他的话，我就无权要求他向我证明什么，所以我决定在一篇比较长的声明中写明我深信是他的种种理由，请凡尔纳不能拒绝的一个仲裁人来加以判断。人们将猜不出我选的这个仲裁人是哪一个——就是日内瓦议会。我在声明的末尾宣称，如果日内瓦议会在审阅了声明，并且做了它认为必要的，而且是它力所能及的成功的调查之后，宣布凡尔纳先生不是那篇诽谤文的作者，那我便立即去向他负荆请罪，直至得到他的宽恕为止。我敢说，我追求公道的热忱、我灵魂的正直与豪迈、我对人人生而有之的对正义的爱的信心，从未像在这篇入情入理而又感人肺腑的声明中表现得那样淋漓尽致，那样跃然纸上，我在其中毫不犹豫地把我最势不两立的敌人们当成了诬蔑者和我的公断人。我把此声明念给迪贝鲁听，他的意见是不要用它，我便没有用它。他劝我等着凡尔纳答应向我提供的证据，我便等着，而且现在还在等。他劝我在等的时候别再吭声，我便默不作声，而且在有生之年也将沉默不语，任人去斥责我把一个严重的、莫须有的、无证据的罪名强加给了凡尔纳。可我内心深处坚信，如同坚信我自身的存在一样地坚信，他就是诽谤文的作者。我的声明在迪贝鲁的手中。万一它能得见天日，人们将在其中看到我所说的种种理由，而且，我希望人们将会从中了解到我的同胞们一直不愿了解的让-雅克的灵魂。
现在该谈一谈我在莫蒂埃的灾难了，该谈一谈我在特拉维尔谷住了两年半，并坚定不移地承受了八个月最卑鄙的虐待之后离开时的情况了。这段不愉快的时期的细枝末节要我清清楚楚地回想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将可以在迪贝鲁发表的有关的那篇事记中看得到，我在下面将要谈谈这篇事记。
自从韦尔德兰夫人走后，骚动变得更加激烈了。尽管国王连连下诏，尽管邦议会三令五申，尽管领主和当地官员们对我百般呵护，但老百姓就是把我看作是个反基督者，而且眼见怎么鼓噪也无济于事，便终于想动真格的了。我走在路上，石块已开始向我掷来，不过离得稍微远了点儿，还砸不着我。最后，在九月初开始的莫蒂埃集市之夜，我在住处被袭击了，并且危及所有住在宅子里的人的生命。
午夜时分，只听见屋后长廊里哐啷一声响，随后石块便像雨点般地冲着面对长廊的窗户和门砸来，噼里啪啦地落在地上。我的狗是睡在长廊上的，先还在狂吠，后来也给吓得不敢叫唤了，逃到角落里去，又咬又挠板壁，想逃出去。我听见声响便起来了，正要走出卧房到厨房里去，突然一块石头猛力地掷来，打破窗户，飞过厨房，砸开我的房门，落在了我的床脚下。我若是早起来一秒钟，那石头准砸在我的胸口上。我判断那哐啷一声是为了把我引出来，待我一出房门，那块石头正好迎面飞来。我一个箭步蹿进厨房，只见泰蕾兹也早已经起来，浑身筛糠似的朝我跑过来。我俩紧贴着一面墙，避开窗户正面，免遭石块袭击，并商量如何躲避才好，因为跑出去呼救正好让人给砸死。幸好，住在我下面的一个老先生的女仆，听见动静起来了，跑去叫住在我们对门的领主。后者连忙跳下床，匆忙穿上晨衣，立即带上警卫队赶了来。警卫队因有集市，当夜正在巡逻，当时就在附近。领主见被砸得一塌糊涂，脸都吓白了，再一看长廊里满是石头，不禁惊呼：“上帝！成了采石场了！”在察看楼下时，发现一个小院子的门被砸开了，有人想从长廊闯进屋子里来。在研究为何警卫队根本没有发现或阻止骚乱时，大家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当晚的警卫任务虽然已轮到别的村子了，可莫蒂埃的警卫队却坚持要由他们来巡逻。第二天，领主把他的报告呈送给邦议会。两天后，邦议会下令他调查这一事件，答应犒赏揭发罪犯的人，并为揭发人保密，同时，在破案期间，派人警卫我的屋子和与之相邻的领主的屋子，费用由国王负担。第二天，皮利上校、检察长默龙、领主马蒂内、税务官居约内、司库迪维尔诺瓦及其父亲，总而言之，当地的头面人物全都跑来看我，异口同声地劝我避避风头，至少暂时离开我已无法再安然地、体面地住下去的这一教区。我甚至发现，领主也被这帮暴民的愤怒吓破了胆，生怕他们迁怒于他，所以也很愿意看到我尽早离开，免得他左右为难，而且他自己也可以离开此地——我走了之后，他也真的走了。我让步了，而且都没觉得难受，因为看到百姓们对我的仇恨，我的心都碎了，真也受不了了。
我有不止一条退路可以选择。自从韦尔德兰夫人回到巴黎之后，她给我来过好几封信，谈到一位她称之为“爵士”的沃波尔先生，说他对我表现出极大热情，他还建议我去他的一处庄园。韦尔德兰夫人把这个人处描绘得舒适温馨，把那儿的居住条件和生活起居叙述得极尽其详，足见那位沃波尔爵士是跟她一起商定好这一计划的。元帅勋爵曾一直劝我住到英国或苏格兰去，也向我提供了他的一处庄园作为我的栖身之地。不过，他后来又向我提出一个地方，在波茨坦，在他身边，这对我的吸引力更大些。他最近还告诉过我国王跟他谈起我时说的话，意思是邀请我住到那儿去，而且，萨克森-哥特公爵夫人翘首以待我的到来，竟写信给我，催促我顺路去看看她，在她身边住上一段时间。可是，我对瑞士感情甚深，下不了狠心离开它，只要我有可能在瑞士住下去，我就要利用这段时间来执行我几个月来一直盘算着的一个计划。我因为怕打断我的叙述，对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说一下。
这个计划就是住到圣皮埃尔岛上去，那是伯尔尼医院的产业，位于比埃纳湖中央。头年夏天，我同迪贝鲁徒步远游时，我们参观过该岛，简直被它给迷住了，自那以后，便总是在想有什么办法能在那岛上住下。最大的障碍就是，该岛属伯尔尼人所有。三年前，伯尔尼人曾可耻地将我驱逐出境，所以，除了我的傲岸不容我回到那帮曾经粗暴地对待我的人那儿去之外，我还有理由担心他们在这个岛上比在伊弗东更要让我不得安宁。我曾就此请教过元帅勋爵，他同我的想法一样，认为伯尔尼人会很乐意看到我囿于该岛，作为人质，以使我在将来写东西时有所顾忌。元帅勋爵也曾通过他在科隆比埃府的旧邻斯图尔勒先生就此去试探过他们的态度。斯图尔勒先生找该邦的一些头领谈过，并根据他们的答复，向元帅勋爵保证，伯尔尼人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深为羞愧，正求之不得我能住到圣皮埃尔岛上来，保证不会骚扰我的。为了慎之又慎，我在冒险前去居住之前，又通过夏耶上校再去打听一番，夏耶上校证实了上面的说法。由于该岛税务官从他的上司们那儿已接到允许我住进该岛的许可，我认为自己住到税务官家里就没有丝毫的危险了，因为邦首脑和岛主人都默许了。之所以说是默许，是因为我不能指望伯尔尼的大人先生们会公开地承认他们过去对我的所作所为是不公正的，不能指望他们会如此这般地违背所有权势者的那条最不容侵犯的信条。
圣皮埃尔岛在纳沙泰尔称为上岗岛，位于比埃纳湖中央，方圆有半法里。地方虽然不大，但提供了生活所需的所有主要产物。上面有农田、草场、果园、树林、葡萄园，而且，由于地形起伏不定，整个岛子形成了一个赏心悦目的形状，特别是各个部分无法尽收眼底，一览无余，而是互相掩映，让人以为该岛比实际上更大。岛的西边是一个很高的平台，与格勒莱斯镇和博纳维尔镇遥相呼应。平台上，有一条长长的林荫道，被一个“大沙龙”拦腰切断。葡萄收获季节，每逢星期天，人们便从邻近的岸边聚到这里，跳舞，娱乐。岛上只有一幢房屋，既宽敞又舒适，由税务官住着，位于一个凹处，大风吹不着它。
岛子南边，五六百步开外，是另一个小岛，比它小得多，荒无人姻，就好像是从前被风暴从大岛吹开去的。砾石中，只长有柳树和春蓼，不过，上面倒是有一高高的小丘，绿草茵茵，赏心怡人，该湖状如一个几乎规则的椭圆，湖岸虽不如日内瓦湖和纳沙泰尔湖那么千姿百态，但依然构成一片美景。特别是西岸，人烟稠密，山脚下是一片片葡萄园，几乎与科特-罗蒂（）①相似，只是所产的葡萄酒却大为逊色。由南往北，还可以在西岸看到圣-让大法官辖区、博纳维尔镇、比埃纳以及湖尽头的尼多镇。有一些非常美丽的村庄点缀在这些镇子中间。
这就是我早已为自己规划好的那个退隐处，我决定离开特拉维尔谷之后，便直奔那儿定居。这一选择非常符合我那平静的爱好和孤独而懒散的性格，所以我把它归入我最为醉心的美梦之中。我觉得，在这个岛子上，我将更加与世人隔绝，更可免遭他们的侮辱，更能被他们遗忘，一句话，更可以沉醉于无所用心和沉思生活的甘美之中。我真想将自己紧紧地禁锢在这个岛上，和世人不再来往，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我采取了所有可以想象得到的措施，以便摆脱与世人交往的必要。
关键是生活的问题。在该岛上，食品昂贵，运输困难，因此，生活费用很高，加之还得听那个税务官的摆布。由于迪贝鲁很乐意地同我一起作出了安排，他取代了承揽我的全集而又放弃出版的那伙书商，所以上面的那个困难便迎刃而解了。我把出版全集的所有材料全都交给了他。我负责材料的整理和编纂。此外，我还答应将我的回忆录交给他，让他全面保管我的所有文稿。但我提出了一个特别条件，就是只能在我死后才可利用它们，因为一心想着能安安生生地了却此生，不想让公众再想起我来。这么一来，他负责向我支付的终身年金就足以维持我的生活了。元帅勋爵收回了他的全部财产，主动送我一笔年金，达一千二百法郎，我只是把它减了一半之后才收下的。他想把年金的本金给我，因为苦于无处存放，我没答应，所以他就把它交给了迪贝鲁，此钱仍在后者手中，由后者按他和馈赠者商定的标准支付我终身年金。因此，把我跟迪贝鲁订的合同、元帅勋爵所赠的年金——其中三分之二在我死后支付给泰蕾兹——和我要从迪舍纳那儿支取的三百法郎的年金加在一起，我满可以过上一种体体面面的日子了。不光是对我而言，而且在我死后，对泰蕾兹也是如此，因为我把雷伊付给的年金和元帅勋爵赠送的年金加在一起，给她留下了七百法郎的年金。这样，我就不再担心她没有饭吃了，也无须担心自己会饿死了。但是，我命中注定了不得不拒绝财运和劳动给我送上门来的所有财源，注定了我死时将同在世时一样的穷困潦倒。大家可以判断，人们通过断绝我的一切活路，以迫使我接受羞辱和一直处心积虑地想使我身败名裂的那种种安排，我是否会予以接受呢，除非我是自甘堕落。他们又怎么会料到我在这两者之间将作出的抉择呢？他们始终是以其之心度吾之腹。
生活上放心了，其他方面也就无可忧虑了。尽管我把整个世界让给了我的仇敌们去为所欲为，但我在支配我写作的崇高激情中和我的准则的始终如一中，留下了一个心灵的明证，这一明证与我发自本性的一切行为举止是相应相符的。我无须别的什么辩护来驳斥那些诬蔑我的人。他们可以在我的名下描绘出另一个人来，但他们只能欺骗那些甘愿受骗的人。我可以把我的一生交给他们去从头至尾地进行批判：我坚信，通过我的种种过错和软弱，通过我不堪忍受任何羁绊的性格，人们将总归会看到一个正直、善良、无怨无恨、与世无争的人，一个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更容易忘记别人的过错的人，一个在爱恋温馨的激情之中寻找自己全部幸福的人，一个凡事都实心实意到了不谨慎，到了难以置信的忘我程度的人。
因此，我可以说是辞别了世事，辞别了我同时代的人，永别尘世，将自己禁锢在这座岛上，度过余生。这就是我的决心。我打算在岛上最终实践我想过的那种无所用心的生活的伟大计划，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把上苍赋予我的那一点点活动能力用于这一计划，但徒劳无益。这座小岛将成为我的帕比玛尼（）①，那个人们可以安睡的甜美梦乡：
人们在此更进一步，可以无所用心。
这“更进一步”是我的全部所需，因为我一向很少因不能安睡而抱憾，所以无所用心对我足矣。而且，只要我无所事事，我宁可醒着梦想而不愿睡着做梦。浪漫计划的年岁已成过去，而虚荣并未使我欢悦，只是让我晕头转向，所以我只剩下一个最后的希望，那就是无拘无束地在永存不逝的闲散中生活。这是另一个世界里幸福之人的生活，我从今往后将把它变成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无上幸福。
责备我有那么多矛盾的那些人将又要在这里指责我自相矛盾了。我说过，社交圈子中的无所事事令我对社交场合无法忍受，而我在这里却偏偏去寻求孤独，以追求无所用心。可我正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中间有什么矛盾的话，那是由于大自然使然，而非我本人的过错。其实，这里面极少矛盾，所以我才始终如故。社交场上的闲散简直是要人命，因为那是必须如此的，而孤独中的闲逸则是美不胜言的，因为它是自由自在的，自觉自愿的。在一伙人中间，无所事事便使我苦不堪言，因为我是被迫如此的。我必须或呆坐在一把椅子上，或直挺挺地站在那儿，手脚都不能乱动，不敢随心所欲地跑呀、跳呀、唱呀、叫呀的，甚至连做梦都不敢，有的只是闲得无聊透顶和拘束得痛苦难耐。我被迫去注意听别人说的那一大堆蠢话，那一句句恭维，并且还不得不绞尽脑汁，以便轮上我时，也插上去说说自己的哑谜和谎言。你们把这也叫闲逸吗？这简直是在受苦役。
我所喜爱的闲逸并不是一个游手好闲者的那种闲散，抱着双臂待在那儿凡事不做，而且连脑子也不动一动。而我所爱的既是像孩子似的闲逸，不停地动唤，却什么事也不干，又是一个年迈的胡思乱想者的闲逸，浮想联翩，却动脑不动手。我喜欢忙乎些没要紧的事，凡事都做一下，却一件也做不完。我喜欢任凭脑子的想象跑来走去的，想好的计划随即改变。我喜欢盯着苍蝇看它飞来飞去，甚至想搬开一块岩石，看看下面藏着什么。我喜欢兴致勃勃地从事一项十年方能完成的工作，可是过不了十分钟又毫不遗憾地将它放弃了。总之，我喜欢整天毫无目的、毫无结果地游来荡去，凡事都只是凭着一时的兴头。
植物学是我一向看重的，而且已开始成为我的癖好了，它正是一种闲暇时研究的学问，适宜于填满我闲逸的全部空隙，又不致让我的想象力胡乱驰骋，也不会导致完全无所事事的烦闷。漫不经心地在林中和田野里漫步，机械地这儿摘朵花，那儿折一个枝，随意地拿点什么草叶就放在嘴里咀嚼，千百遍地观察同一件东西，而且兴致永远不减，因为我看过就忘。凡此种种足可以让我度过千万年而不致有片刻的烦闷。不论植物的构造有多么美妙，多么奇特，多么千姿百态，它都不怎么能引起一个门外汉的惊叹，使他产生兴趣。植物结构中的这种虽一贯相似却又有着无穷无尽的变化，只能使那些对植物界已有所了解的人叹为观止。而其他的人，目睹大自然的所有这些宝物，则只能发出一种愚蠢而单调的赞叹而已。他们仔细观察时却什么也看不出来，因为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该看些什么，而且，他们也看不出整体之美，因为他们对于使观察者感到惊叹不已的那种关联、组合间的你依我赖，摸不着门道。我因记性不好，所以一直是处于这种幸福状态之中：因知之甚少，对一切都觉得新鲜，而又因多少有所知而不觉得新奇。此岛虽小，但岛上的土壤却各不相同，给我提供了多样的草木，足够我终生观察和消闲的了。我不愿岛上有一根草是我没分析过的，而且我已在考虑通过大量新奇的观察，写一本《圣皮埃尔岛植物志》了。
我让泰蕾兹带着我的书籍和衣物来了。我们就寄宿在该岛的税务官家里。他妻子有姐妹在尼多，常轮流前来看她，并跟泰蕾兹做伴。我在岛上尝试着一种甜美的生活，恨不得在其中度过此生，而且我对这种生活所发生的兴趣，只能使我更加深切地感觉出马上就将接踵而至的那种生活的苦涩来。
我向来就喜欢水，对水充满激情，一见到水，就会产生一种美不胜言的幻想，尽管常常是没有明确的目标。当天气清朗时，起床之后，我总要跑上平台，呼吸早晨那有益健康的清新空气，放眼眺望这美丽湖泊的远方天际以及湖岸边那令我心旷神怡的山峦。我觉得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对其丰功伟绩的静默赞赏更能表达对神明的崇敬的了，这种静默的赞赏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我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城市居民因只能看见墙壁、街道和犯罪，而很少信仰了。可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一些乡民，特别是一些孤独者，竟根本没有信仰。他们的灵魂怎么就不每天每日飘然欲仙地升华成百次，去神往那位令他们惊叹的这些奇迹的创造者呢？对于我来说，特别是经过彻夜难眠起床之后，由于长期的习惯使然，我的心会如此这般地神驰飞升，丝毫不觉思索之苦。但是，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必须使我的眼睛为大自然的美丽景象所吸引。我在房间里很少祈祷，而且没有激情，但是，一看见美丽景致，我便感到激动，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读过一本书，说是有一位贤明的主教，在巡视自己的教区时，发现一位老妪在祷告时，只会哦哦连声，他便对她说：“大娘，您就永远这么祷告吧，您的祷告比我们的好。”这种最好的祷告就是我的祷告。
早饭后，我便极不乐意地匆忙写上几封倒霉的信，热切地盼着根本不再写信的幸福时刻的到来。然后，我便在我的书籍和文稿堆前忙乎一阵，把它们拆开包，整理一番，但根本不去读它们，而这种整理对我来说已经成了珀涅罗珀的活计（）①，给了我片刻的欢悦。随后，我厌烦了，便撇下这活计，把上午剩下的三四个小时用来研究植物学，特别是研究里奈（）②的分类法，我对他的分类法产生了一种难以摆脱的激情，甚至在感到它空洞无物之后亦然。我认为，这位伟大的观察家是除了路德维希（）③之外，到目前为止唯一以博物学家和哲学家的眼光看待植物学的人。但是，他用在标本室和花园中研究的时间太多，而大自然中研究得就不够了。而我则把整个岛子当作大花园，一旦我需要观察什么或验证一下观察，我便夹着书本跑到树林中或草地上去，躺在要研究的那种植物旁边的地上，从容不迫地仔细研究它生长的情况。这种方法对我帮助很大，使我在植物经人工培育和改变性质之前，能了解到它们的原本状态。据说，路易十四的首席御医法贡能完美无缺地说出并了解御花园中的所有植物，到了乡下却无知透顶，全不认识了。而我则正好相反，我对大自然的东西都知道一些，对园丁栽培的则一无所知。
下午的时间，我全部为我那闲散而不经心的性情所支配，任随一时心血来潮而毫无定规地行事。风平浪静的时候，我常常一扔下饭碗就独自跳上税务官教给我用单桨划的一叶小舟上去，一直划到湖中央。我在泛舟的时候，产生一种快乐，简直要浑身发颤了，可我说不出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只是有着一种也许是暗自庆幸逃出了恶人魔掌的感觉。然后，我便独自在这潮中荡漾，有时划近岸边，但从不登岸。我常常任随小舟让风吹水涌，自己则毫无目的地沉思遐想，虽然想得蹊跷，但不乏其温馨。我有时还心有所动地呼喊起来：“啊，大自然！啊，我的母亲！我现在就只在你的守护之下了，这儿绝没有诡谲奸佞之徒横亘在你我之间。”我就这样远离陆地有半法里之遥，真恨不得此湖能是一个大海洋。然而，我可怜的狗却不像我那么喜欢久久地待在水上，为了让它开心，我通常是有一个荡舟的目的地，那就是登上那个小岛，在上面漫步一两个钟头，或者躺在土丘顶上的草地中，尽情地观赏那湖及其周围景致，仔细观察研究我身边的所有花草，并且像鲁滨孙那样，为自己在这座小岛上建造一个想象中的居所。我对这个小土岗情有独钟。当我可以带着泰蕾兹和税务官夫人及其姐妹们来这里时，我因能成为她们的船夫和向导而多么自豪啊！我们还煞有介事地带了一些兔子来，好让它们在此繁衍后代，这对让-雅克来说，简直像是在过节一般。这一群小动物使我觉得这座小岛更加情趣盎然了。自此以后，我便更加经常地往那儿跑，而且兴趣越来越浓，想寻找到新居民繁衍的踪迹。
除了这些消闲之外，我还有一种消遣，它使我回忆起沙尔麦特的那段甜蜜的生活，是季节特别赏赐我的。那就是收获蔬菜水果的田野上的劳作，泰蕾兹和我以能同税务官夫人及其全家一起劳动而感到快乐。我记得，有一位名叫基什贝尔格先生的伯尔尼人前来看我，见我骑在一棵大树上，腰间系着一只大口袋，已经装满了苹果，动弹不了了。我对这次相遇以及另几次类似相遇并不觉得难堪。我希望，伯尔尼人目睹我是如何安排闲暇时光之后，别再想着打扰我的安宁，让我在孤独之中能安安生生的。我真恨不得能被他们的意志而非自己的意愿给囚禁于这种孤寂之中，那我也就可以放心，无须看到自己受人惊扰了。
这又是我的一个自白，是我预先就深信读者们不会相信我的自白中的又一个。读者们始终冥顽不灵地在根据自己的想法来判断我，尽管他们在我整个一生中，不得不看到在我的内心中有成百上千的感受与他们的毫不相同。更蹊跷的是，他们一方面拒绝承认我有着他们所没有的好的或不好不坏的种种感情；另一方面却始终在把坏到极点、他们明知凡是人都不会有的那种坏的感情强加在我的头上。于是，他们觉得只要将我放在与大自然相矛盾的地位上，只要让我变成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怪物，就万事大吉了。他们一旦想糟践我，就会觉得任何荒诞无稽的事都是可以相信的，而要是想往我脸上贴金，又觉得没有什么离奇之事是不可能的。
但是，不管他们会怎么认为或怎么说，我反正仍旧要继续把让-雅克·卢梭的为人以及他的所思所为如实地展现出来，对他的感情、他的思想之特殊不加解释，不作辩解，也不去研究别人是否与他想的一样。我在圣皮埃尔岛如此如意，在岛上生活对我又极其合适，所以我把所有的欲望都倾注于该岛上，决计绝不再走出此岛。我必须去附近拜访，必须去纳沙泰尔、比埃纳、伊弗东、尼多，这已经使我一想起来就疲惫不堪了。我觉得在岛外度过一天就折去我一天的幸福，而走出此湖范围对我来说则犹如鱼儿离开了水。再说，往日的经验已使我不寒而栗。随便什么好事只要一使我心满意足，就足以让我做好失去它的准备，而在此岛上了却一生的那种急切盼望则与担心被迫离开的恐惧相伴相随。我已经养成习惯，晚间去湖滩上坐坐，特别是当水大浪急的时候。看着浪涛在我脚下拍击，我感到有一种奇特的快乐。它使我联想到尘世的喧嚣和我的居处之宁静。这么一想，我有时便不觉动容，甚至感到泪水从眼眶中溢出。我深情地享有着的这种宁静只有怕失去它的不安心情才会扰乱它，但那不安十分强烈，以至于破坏了这种宁静的甜美。我深感我的处境朝不保夕，所以不敢过于奢望。“啊！”我暗自思忖，“我真恨不得用我根本就不想要的那种离开此地的自由去换取能够永远留在这里的保证啊！我真想被强迫留在这里，而不是受人恩泽被容留于此啊！仅仅是想容留我在这里的那些人每时每刻都能把我从这儿赶走，因此我还能指望我的那些迫害者见我在这儿很幸福而让我继续幸福下去吗？啊！只许我在此生活是不够的，我希望人们能判处我住在此处，我希望被迫居于此地，而不致被迫搬走。”我以嫉羡的目光看了看幸运的米舍利·杜克莱，他安静地待在阿尔贝城堡中，只要想幸福就幸福。最后，由于我总是这么瞻前顾后，老是为令人不安的预感所困扰，总觉得新的风暴随时都有可能向我袭来，所以我竟然希望，而且是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激情希望，人们别只是容忍我住在该岛，而是把它当成我的终身监狱。而且，我可以发誓，我会以最大的喜悦去把牢底坐穿的，因为我无限希冀在岛上度过余生，而不愿遭受到被驱逐出去的危险。
这种恐惧不久就成了事实。在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时候，却收到尼多的大法官先生的一封信。圣皮埃尔岛正是在他的管辖之下。他在信中以邦议会的大人先生们的名义下令我离开该岛，并离开他们的辖区。我读着此信恍如做梦一般。没有什么能比这道命令更不合情理、更莫名其妙、更出乎意料的了，因为我原以为自己的预感只不过是惊弓之鸟的胆战心惊而已，并没把它视作可能会有丝毫根据的一种预见。我曾采取种种措施以确保自己有当局的默许，人们也已让我安然地搬来岛上，好几个伯尔尼人以及对我友情深重、厚礼相待的大法官本人都曾来看望过我。季节转凉，驱逐一个风烛残年之人是极其残酷的。凡此种种，都使我同许多人一样认为，这道命令中有所误会，而且那些居心叵测的人是专门挑选收获葡萄的忙季和参议院一小撮人正在休会期间，出其不意地给我这个打击的。
我一气之下，差点儿立即拂袖而去。可是，往哪儿去呢？严冬将至，既无目的地，又无准备，既无车夫，又无马车，如何是好呢？除非把文稿、衣服、什物，统统撇弃，否则就得要时间整理，而命令里又没说是否给我留有时间。灾难的连绵不断已使我力虚气馁了。我平生第一次感觉到我天生的傲岸已不得不在压力面前屈服了，而尽管心里愤愤不平，却不得不低三下四地请求宽容时日。命令是格拉芬列先生下达给我的，所以我便请他代为转达。他给我的信表明他极不赞成这道命令，他在下达此命令时是万分遗憾的，并且他的信中充满了痛心疾首和钦佩敬重的表示，我觉得这等于是在委婉地邀请我跟他敞开自己的心扉。我真的这么做了。我甚至深信，我的信会让那帮不义之人睁开眼睛，看到自己的残暴，深信他们即使不收回这个如此残忍的成命，至少也会给我留下一个合情合理的期限，也许让我熬过冬天，以便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选好退避之所。
在等着回信的时候，我开始考虑我的处境，思索我该采取什么决定。我看到方方面面困难重重，感到忧心如焚，而且此刻身体又极差，所以我完全泄气了。结果，使我脑子里残存的那一点点智慧也丧失殆尽，无法对我的悲惨处境作出最好的抉择。无论我躲到哪里去，显而易见的是，我无法逃脱人们为驱逐我而采取的两条道中的任何一条：一条是通过背地里的活动煽动群氓来反对我，另一条是公开地把我撵走，不说明任何原因。因此，我无法指望有任何一处安全的退避之所，除非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寻找，可我的身体和严冬季节似乎又不允许我远走他乡。思来想去，我又回到了我刚才考虑的那种种想法上来，所以我斗胆地去希望，去提议，让人家还是把我永远监禁起来为好，免得我被从我可能选中的避难之所不停地被人驱来赶去，满世界地漂泊无着。我第一封信寄出之后两天，又给格拉芬列先生写了第二封信，请他代我向诸位大人先生转达我的提议。对我的这两封信的答复竟是一道措辞最明确、最严厉的命令，限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该岛以及该共和国的所有直接和间接的领土，永不许返回，否则定严惩不贷。
此时此刻，我真是进退维谷。我后来也曾遇到过更大的焦虑，却从未遇上比这更大的困难。不过，最让我伤心的是，我不得不抛弃我那在岛上过冬的美好打算。现在该补叙一下这件命中注定的逸事了。此事让我的厄运走到了极点，并且也连带着把一个不幸的民族同我一起拖向垮台，而这个民族的许多刚刚萌发的美德本来是会使之有朝一日可与斯巴达和古罗马相提并论的。
我曾在《社会契约论》中谈到科西嘉人，认为他们是一个崭新的民族，是欧洲唯一可立法图治的未曾衰竭的民族，而且，我明确指出，如果这样的一个民族有幸能找到一位贤明的导师的话，人们应对它抱有极大的希望。我的这本书有几个科西嘉人看到了，他们对我谈论他们时的赞扬态度深为感动，而他们正好在致力于建立自己的共和国，所以他们的领袖们便想到就此重大事业向我征求看法。一位名叫布塔弗柯的先生，出身当地的一家望族，是驻法王家意大利团的上尉，曾就此事写信给我，并向我提供了好几份文件，是我为了解该民族的历史和当地情况而向他要的。保利（）①先生也给我写过好几次信。我虽说是感到这样的一项大事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但是，我认为，当我能获得为此所需的一切材料之后，我一定会辅佐他们完成如此伟大而壮丽的事业的。本着这种想法，我给他俩回了信，而且这种通信来往一直持续到我离开圣皮埃尔岛为止。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听说法国派兵进驻科西嘉岛，同热那亚人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和这次派兵使我焦虑不安。我虽没有想到我会同所有这一切有什么关系，但我感到为一个民族立法兴邦是需要绝对地平静无扰的，可此时此刻该民族也许眼看就要被征服了，再这么做就未免既不可能又失之荒唐了。我没有向布塔弗柯先生隐瞒我的种种不安，可他信誓旦旦地叫我放心，说是如果该条约中有些违背他们民族自由的东西的话，像他这样的好公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去为法国服务了。的确，他要为科西嘉人立法的那种热情以及他同保利先生的亲密关系，使我对他不可能产生任何的怀疑，而当我听他常去凡尔赛和枫丹白露，跟舒瓦塞尔先生有些联系时，我就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他对法国宫廷的真实意图确有把握，可他在信中只是对我作了暗示，并不想挑明。
这一切让我的心部分地踏实了。然而，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法国为什么要派兵，也闹不懂他们去那儿怎么会是为了保卫科西嘉人的自由，因为科西嘉人完全有能力独自反抗热那亚人，所以我心里总不能完全踏实，也不能在掌握确凿证据，证明这一切并不是别人在耍花招嘲弄我之前，就一下子插手那件拟议中的立法工作。我真恨不得立即见到布塔弗柯先生，那我就可以真的摸清情况了。他也让我觉得他也有此愿望，因此我便焦急不安地等着与他相见。至于他是否真的有此打算，我不得而知，但是，即使他真有此打算，我因灾难重重也不可能对他有所帮助的。
我越是考虑这项拟议中的工作，对自己手中的那些材料就越是研究得仔细，而且也越是感到有必要去实地考察要立法的那个民族、他们所居住的那片土地以及所有一切这个立法必须与之相适应的关系。我日益明白，离得老远是不可能掌握引导自己的那些必不可少的真知灼见的。我把这层意思写信告诉了布塔弗柯，他也有此同感。诚然，我并没完全下定决心前往科西嘉岛，但我已就这次旅行的办法大大地考虑了一番。我把此事同达斯蒂埃先生谈过，他以前曾在该岛，在马耶布瓦先生手下供过职，对它应该很了解。他苦口婆心地劝我放弃这一打算，而且我也承认，他对我描述的科西嘉人以及那地方的可怕情景，大大地冷却了我那想去他们中间生活的欲念。
但是，当我在莫蒂埃深受迫害，想到离开瑞士时，这种欲念又复活了，盼着最终能在这帮岛民中间找到人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让我得到的那种安宁。只是有一件事使我对此行感到发怵，那就是我一向不适应并且厌恶紧张的生活，而若去那儿，则必须过这种生活。我生就是喜欢独自一人从从容容地进行思考的，而不惯于在大庭广众之下或说或做或处理事务。大自然赋予了我前一种才能，也就拒绝给予我后一种才能。可我感到，我一到科西嘉岛，即使不直接参与公众事务，我也不得不被岛民们的热情所裹挟，而且常常要同他们的领袖们议事。我此行的目的就要求我不是去寻找退隐之所，而是去到民众中搜集我所需要的情况。很明显，我将支配不了自己，将不由自主地被卷进我生就不习惯的旋涡中去，过一种完全有悖于我的兴趣的生活，而且，我在其中的表现将要让我倒霉。我预见到，我的出现反而使科西嘉岛人失却我的著作使他们产生的对我能力的信任，我将在他们中间威信扫地，他们对我原先抱有的信赖将化为乌有，这对我、对他们都是个损失，而我若失去他们的信赖，就无法圆满地完成他们期待于我的工作。我深信，我如此不自量力，对他们来说，我将变得毫无用处，自己也将痛苦不堪。
好多年来，我一直被形形色色的风暴折磨着，打击着，迫害不断，四处奔命，弄得我疲惫不堪，我极其需要休息，而我的那些野蛮的敌人偏偏存心不让我得到休息。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得到那种温馨的闲逸，得到我梦寐以求的那种身心的恬静。自打我从爱情和友谊的幻梦中醒悟过来之后，我就一直神往着这种无上幸福。我恐惧地想着我将要去从事的工作，去投身其中的那种纷繁喧嚣的生活。如果说目标的伟大、壮丽和意义在激发我的勇气的话，那么我无法身体力行，无法顺利地完成使命则使我完全泄了气。即使独自殚思竭虑二十年，也比不上在人和事的纷扰中待上半年所耗的精力大，况且还肯定是一事无成。
我想到一个权宜之计，我认为它可以照顾到方方面面。我无论躲到何处，我的那些暗中的迫害者都要用阴谋来对付我，而我看到，只有科西嘉岛能使我在我的晚年得到迫害者们所不愿让我在任何地方得到的那种安宁，所以我决心按照布塔弗柯先生的指示，一旦有可能，就上科西嘉岛去。但是，为了能在那儿安静度日，我决计至少在表面上要拒绝立法工作，只限于就地写一写科西嘉岛人的历史，权作对他们的殷勤好客的一种报答。不过，如果我看出成功的端倪的话，我也会悄无声息地搞点必要的调查，以便对他们有所助益。我希望就这样一开始并不介入，能够暗地里更加从容不迫地思考出一个可能适合他们的计划来，这样既不用过于抛却我所珍爱的孤寂，也可使我不必受到一种我无法忍受也无力应付的生活的限制。
但是，就我的处境而言，此行并不容易实现。根据达斯蒂埃先生跟我谈的情况，我在那儿大概连最简单的生活用品都找不到，只好自己带去，所以必须将内衣、外衣、锅碗瓢盆、纸张、书籍等一应物品全都随身带着。为了带着我的“女总督”去那儿安家，就必须翻越阿尔卑斯山，拖着一大堆行李物品，走上二百法里，还得穿过好几位君王的疆土。而且，就全欧洲的那副腔调来看，我必须在受到种种磨难之后，准备好到处碰到阻碍，看到每个人都会以给我新的贬损为荣，看到人人都会在我身上践踏国际公法和人道的准则。这样的一次远行，其花销之大，旅途之劳顿及危险，迫使我事先考虑好，仔细掂量种种困难。一想到我这么一大把年纪，终于落得个单寒羁旅，孤立无援，举目无亲，任随如达斯蒂埃先生所描绘的那个野蛮而凶残的民族的摆布，这就迫使我在付诸执行之前，将这一决定好生地考虑一番。我急切地盼着布塔弗柯先生让我期待的会晤的到来，等着晤谈的结果，以便完全打定主意。
我正这么举棋不定的时候，莫蒂埃方面的迫害到了，逼得我只好亡命。我并未准备好长途跋涉，特别是前往科西嘉岛。我一直在等着布塔弗柯先生的消息，所以便躲到圣皮埃尔岛上去了。如我前文所述，入冬时节，我便被从那儿赶了出去。阿尔卑斯山当时大雪覆盖，使我的这次迁徙不能实现，特别是限期又是那样紧。说实在的，这样的限令之荒唐本身就使它无法执行，因为要从这四面环水的孤岛出去，而且限期只有二十四小时，要找船寻车才能离开岛子和整个国土，即使是长了双翅，也难以办到。我写了一封回信给尼多的大法官先生，把此情此景禀告了他，随后我便离开了这个无情无义的地方。这就是我怎样抛弃了我那心爱的计划，怎样在颓丧之际未能获准让人就地管制，便应元帅勋爵之邀，决定前往柏林，把泰蕾兹留在圣皮埃尔岛过冬，把衣物、书籍留了下来，而且还把文稿存于迪贝鲁手中。我就这样抓紧忙乎，以致第二天一大早便离开了岛子，到达比埃纳时，天尚未过晌午。由于一件意外的事，我差点儿在比埃纳便结束了我的行程，此事不得不叙述一下。
左邻右合的人风闻我被勒令离开隐退之所，便立即蜂拥而来，特别是伯尔尼人。他们以可憎可恶的虚情假意讨好我，安慰我，而且还信誓旦旦地说人家是趁着假期和参议院休会期间草拟和下达这道命令的，他们说二百人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对这一命令愤愤不平。在这一大堆安慰者中，有几位是从比埃纳市来的（比埃纳市是伯尔尼邦中的一个飞地，是个小自由邦），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名叫韦尔德迈，是该城的第一大名门望族，在这座小城中享有最大威望。韦尔德迈以他同胞们的名义，竭力地劝说我在他们中间选择一处退隐之所，并向我保证，他们殷切地希望能在那儿接待我，说是让我忘掉我所遭受的迫害是他们的一个光荣和义务，让我在他们中间无须害怕任何伯尔尼人的影响，说比埃纳是一座自由城市，不听任何人的号令，所有的公民都万众一心，绝不听从任何于我不利的请求。
韦尔德迈见说不动我，便找了好几个人相帮，有的是比埃纳的，有的则是附近地区，甚至伯尔尼的，其中就有我已提及的那个基什贝尔格，他从我隐退瑞士时起便在寻我，而他的才气和准则也使我对他饶有兴趣。不过，比较出乎意料而且更有决定意义的，是法国使馆的秘书巴尔泰先生的劝说，他同韦尔德迈一道来看我，再三敦促我接受他的邀请，他所表现的对我的那番热切而好心的关怀令我甚是惊讶。我根本就不认识巴尔泰先生，可我看他说的话倒是情真意切，看得出他是真心实意地在规劝我去比埃纳定居。他向我夸大其词地把该城及其居民赞扬了一番，他同居民们亲密无间，有好几次在我面前称呼他们为他的父老乡亲。
我原先有着种种推测，经巴尔泰这么一来，我便乱了方寸。我曾一直认为舒瓦塞尔先生是我在瑞士遭受的种种迫害的幕后主谋。驻日内瓦的法国使节的行为、驻索勒尔的大使波特维尔的行径都完全证实了我的这种怀疑。我看得出，我在伯尔尼、日内瓦、纳沙泰尔所遭受到的一切，都是法国在暗中作祟，而且，我不相信我在法国除了舒瓦塞尔公爵一人而外会有任何强有力的敌人。因此，我对巴尔泰的来访以及他对我的命运所表现出来的好心关怀能作何感想呢？我的一次次磨难并未毁灭我心中自然存有的那种对人的信任，而且经验也未曾教会我随处看到爱抚之中藏着陷阱。我惊奇地寻思巴尔泰的这番好意的缘由，我并不傻，会以为他是主动这么干的。我在其中看出他在招摇过市，矫揉造作，说明他藏有祸心，而且我根本就从未在这帮小幕僚身上发现我处于类似职位上时心中常常沸腾着的那种不屈不挠的豪情。
我以前在卢森堡先生家曾多少认识点波特维尔骑士。他对我也曾表示过一点美意。自从他就任大使之后，他也表示过还记得起我，甚至还邀请我去索勒尔看他。我尽管没有去，但对他的邀请深为感动，因为我不习惯受到身居要职的人如此客气地对待。因此，我猜测波特维尔先生在日内瓦事件上是被迫遵旨办事的，可他对我的不幸深表同情，特殊照顾我，给我安排了比埃纳这个隐蔽之所，以使我能在他的庇护下安静地生活。我对这种关心非常感动，但不愿接受，而且我已下定决心前往柏林，热切地希望与元帅勋爵相会的时刻到来，深信只有待在他的身边，我才会觅得真正的安宁和持久的幸福。
当我离开岛子的时候，基什贝尔格一直把我送到比埃纳。我在那儿见到了韦尔德迈和其他几位伯尔尼人在渡口迎候我。我们一起在客栈里吃了午饭。我到后首先想到的是让人找一辆马车，想第二天一早就走。午饭时，这帮先生们又一再挽留，让我在他们那儿住下，其言辞之恳切，情义之深重，使得我那颗从来就经不起好言相劝的心，尽管主意已定，仍不免被他们给说动了。他们一看我动心了，便更加执意挽留，以至于我终于被说服了，同意在比埃纳，至少待到来年春天。
韦尔德迈立即忙着为我找住处，找到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小房间，还把它吹得天花乱坠。小房间是在四层的后楼，对着院子，院里满是皮货商晾着的臭烘烘的麂皮。屋主是个矮个子，一脸猥琐相，还挺狡诈。第二天我就听说他是个浪荡子、赌棍，在这一带臭名昭著，既无妻子儿女，也无男仆女佣。我虽身居世上风景最佳之地，却是凄凉孤独地囿于陋屋之中，不几天就非把人给憋死不可。尽管人家对我说居民们如何企盼我的到来，可我最为忧伤的是，走在街上，却看不出他们在态度上对我有丝毫客气的表示，看不出他们的目光中有丝毫亲切的神情。可我已下定决心留下来了，这时候，我听说而且第二天便看到、感到该城正在冲着我酝酿着一场可怕的骚乱。好几个献殷勤的人卖乖讨好地跑来告诉我，第二天就将对我下达最严厉的命令，命我立即离开该邦，也就是说离开该城。我没有任何人可以信赖的，所有那些曾挽留我的人都作鸟兽散。韦尔德迈无影无踪了。我也不再听说起巴尔泰了，而且，他在我面前吹嘘的那些父老乡亲似乎也没对我有所关照。有一位名叫伏特拉维尔的先生是伯尔尼人，在该城附近有一幢漂亮的房子，他倒是主动提出让我去避避风头，据他说，他希望我能躲过被人乱石砸死。虽然如此，但我并不觉得他的提议可取，我不想继续在这个“好客”之邦久留了。
然而，这么耽搁，三天过去了，已经大大地超过了伯尔尼人限我离境的那二十四小时。我深知他们心狠手辣，正不知他们在我通过该邦时会如何刁难，适值尼多的大法官先生前来，为我解了围。由于他极不赞成那帮大人先生的粗暴行径，而他平素又豪爽仗义，所以认为应该公开表明他丝毫没有插手这事，并且毫无惧色地走出自己的司法辖区，跑来比埃纳拜访我。他是我临走的头一天来的，而且并不是微服私访，而是故意张扬，官服正襟，坐着专用马车，带着自己的秘书，并给我送来一份以他的名义签发的护照，好让我从容不迫地通过伯尔尼邦，不用担心有人刁难。他的来访比护照还要让我感动。即使他拜访的不是我而是别人，我也会为此而感动不已的。为呵护一个无端受压的弱者而如此勇敢，在我心中留下了强烈印象，远非其他任何事情可比。
最后，我好不容易雇了一辆马车，第二天清晨，在荣幸地见到该来的代表们之前，甚至在见到泰蕾兹之前，我便离开了这片嗜杀成性的土地。当我以为要在比埃纳住下时，我曾写信告诉泰蕾兹，让她前来会我，可我已来不及写几句告诉她我已新灾难临头了。大家将在我的第三卷（）①——如果我还有力量写的话——中看到，我是怎么原以为要去柏林，而实际上却去了英国的。看到那两位一心要摆布我的夫人，施尽阴谋诡计，把我从她们鞭长莫及的瑞士赶走之后，又是怎样成功地把我送到了她们的朋友手中的（）②。
在我把这部作品读给埃格蒙伯爵先生和夫人、皮尼亚泰利亲王先生、梅姆侯爵夫人和朱伊涅侯爵先生听的时候，我加了下面的一段话：
我说的都是真话。如果有谁知道一些与我刚刚叙述的相反的事的话，即使他们是历经千百次证实的，那也都是些谎言和骗局。而如果他们拒绝在我活着的时候同我一起把这话弄个一清二楚，查清究实，那他们就是不爱正义，不爱真理。而我则敢大声地、无所畏惧地声明：无论是谁，连我的作品都没读过，仅凭自己的眼睛就将审视我的天性、性格、道德、志向、乐趣、习惯，并将认为我是一个不正直的人，那他自己就是一个理应扼杀之人。
我读完之后，众人鸦雀无言。只有埃格蒙夫人，我觉得她挺激动的样子，她明显地在颤抖，但很快便镇定下来，同在座的所有人一样，缄默不语。这就是我从读我作品和所作声明中得到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