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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第20夜 白茅岭之狼一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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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钟后，凡是活着的人都出动了……下夜班和上白班的干警，早起干活的农场职工，营房里的士兵们，就连上早操的几百号劳改犯，也都涌到监狱大门口往外看。他们的眼睛都布满血丝，因为彻夜难眠，不断被山上的枪声惊醒，还有此起彼伏的狼嚎。没人敢出门，连窗户都不敢开一道缝。昨晚九点起，狼群洗劫了农场，四下都是牛羊的哀嚎与惨叫。包括连长在内的所有人，毫无疑问地确信——老狱警与年轻逃犯，都已消化在狼的肠胃中，天亮又变成一坨坨狼粪。等到开春，这两个倒霉的男人，会是庄稼地里上等的肥料，供应玉米或稻谷生长，回归白茅岭的居民们腹中。也算是他俩死得其所，对得起生养他们的人民群众。到时候，不会再有人认得这两张脸。想想就有些可惜，也有些悲壮。
如今，这两个男人还活着，加上臂弯里的小男人。白发覆头的老狱警，来到白茅岭二十年，经他手送葬的囚犯与警察，亦不少于百人，但他从未像此刻般坚硬如铁。逃犯，似已粘在他身上。尤其脸颊与耳朵部位，冰雪把两个人的皮肤冻在一起，像是打一个娘胎里出来的连体儿。好些人上来帮忙，费劲地把他们分开。
老头依然站立着。广大人民群众，还有被剥夺了人民群众权利的囚犯们，把老头和母狼的尸体圈在当中，一场喧嚣而热闹的围观。这只庞大的野兽，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复活，一跃而起，依次咬断大伙儿的喉咙。老头松开左手，母狼的尾巴垂落。
他已完全证明自己。手心里全是狼毛，还有腻腻的汗和掌心开裂的血。
五个月大的男孩，仍旧在他的臂弯里熟睡着，鼻子里呼出狼奶的气息。
“建军！”女人尖厉的声音，喊出婴儿的名字。他们夫妻本以为永远失去了孩子，正在每晚努力，想再生个娃娃。她和她男人重重撞到老狱警身上，却像顶到一堵墙。一个多月不见，男孩竟结实壮大了一圈，充满狼穴的气味。但妈妈毕竟认得儿子。
老头并不是不想动，而是半边身体麻木了，仿佛被巨蛇吞噬着胳膊。当孩子从他手里被抱走，从热乎乎变得冰凉的几秒钟，好像躯干的一部分断裂。几个年轻的干警，帮老头卸下56式自动步枪和三棱刺刀。
逃犯快死了。最后一滴血，像经过输液针头似的，汩汩输入雪地。红的血，白的雪，混在一起，变成另一种暧昧的颜色，难以准确地在光谱中描述，就像孕妇分娩后的床单。两片破碎的镜片底下，逃犯瞪大双眼，看着他。
老头弯腰在他耳边说了什么，周围人都没听清，除了将死之人。他眨了眨眼睛，断气了。冬至那晚，死在监狱床上的大块头，原本是个抢劫犯。因为欺负其他犯人，加过两年刑期。所谓欺负，就是强奸。当年在提篮桥，有人告诉过名侦探，男人被强奸是怎样的感觉——仿佛变成一块肉，被切碎了，油炸了，红焖了，生煎了……19077号犯人，紧挨大块头的铺位，刚进去不敢反抗，以为这是白茅岭的老规矩。第一年苦熬过去，以为到头了，大块头竟变本加厉，其他人却一个个装睡。他才明白，大块头是看中了自己——上海来的妇产科医生，细皮嫩肉，容易推倒，难以反抗，强奸起来特别舒服。
狼灾肆虐的冬天，白天出去干活时，他在茶园发现一大撮灰色狼毛。地上有堆带血的骨头，像獐子之类的小动物。他藏起狼毛，压在床铺底下。还有，作为前妇产科医生，他有在监狱医务室工作的便利，私藏了一些药物，比如乙醚——无色透明液体，会让人暂时昏迷，只要剂量适当，又不致人死命。狼毛与乙醚都准备好，耐心等候时机。那一夜，狼嚎特别清晰，就在监狱院墙下。后半夜，监房里鼾声此起彼伏。他把乙醚洒在手帕上，依次蒙住大家口鼻。没一会儿，全都睡得死沉死沉，怎么折腾都不可能醒来——包括边上的大块头。
19077号囚犯，把自己想象成复仇的母狼，用牙齿一点点咬破大块头脖子上的皮肤、血管和气管。其他人都昏迷了，听不到大块头临死前的蹬腿声，就像每次大家都在装睡。大块头死了。喉管暴露在空气中，鲜血溅满床铺，还有19077号的口腔。他吸了一点血，就一点点。人血的滋味，苦咸苦咸的，不好喝。
伪装现场。他撕裂死尸的伤口，手指插得更深，模拟锋利的狼牙，几乎摸到脊椎骨。他用事先准备好的细树枝，在尸体上划出一道道伤疤，像狼爪挠过的痕迹。他把狼毛弄在床铺上、监狱的地上，特别是铁栏杆上。狼用缩骨术进出时，必定留下这种痕迹。他为自己清理一番，咽下嘴里的血，看起来跟别人没两样。就算身上有血迹，睡在死者身边也属正常。到了早上，所有人按时醒来，受乙醚麻醉的影响头晕恶心，就算嗅到某种特别的气味，但当看到大块头的尸体，再加上满地狼毛，肯定会产生强烈的心理作用——那就是狼的气味。监狱的调查草草了事，哪有什么法医来做尸体解剖。大伙随便看下尸体，伤口像这么回事，自然而然断定，凶手必是那头母狼。
直到昨晚，老狱警也被他骗过了，相信那套狼闯入监狱吃人的鬼话。若是早点怀疑，绝不可能在放风时睡着，还让杀人嫌疑犯夺枪逃跑。不晓得这算是走运还是不走运，这些秘密，已被19077号带给死神。
他的眼睛睁着，明亮，无瑕，不似死人的浑浊，更像六角形雪花，坠落在扩散的瞳孔底下，融化成一汪清淡的泪水……逃犯死在老狱警的怀中，享年二十八岁。活到六十岁的前名侦探，将他放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反正不会弄脏了死者。再过四个月，等到清明，埋葬年轻逃犯的荒野，就会开满金灿灿的油菜花。
左边是母狼的尸体，右边是死去的逃犯，他在中间，活着。有人给老狱警点上一支烟，上海卷烟厂的牡丹牌。第一根火柴，晃了半天没点上，被风雪吹灭了。有个高大的干警，用身体和手掌阻挡着风，又擦了好几根火柴，差点烧着眉毛才点上。老头略微驼背，但纹丝不动。他将烟吞入肺中，又经鼻孔喷出，蓝色氤氲在雪中蒸发，仿佛清明、冬至上坟的烟。无量河边有人骑自行车而来。车轮碾压过皑皑白雪，骑车人穿着墨绿色制服。囚犯和职工们，给自行车让出一条通道，抵达人群的圆心。白茅岭每个人都认识他——邮电所投递员，每隔三天，他会为囚犯和干警们捎来远方的家书。邮递员从包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是挂号信，上海寄来的公函。在场所有干警中，白头发的老狱警级别最高，他代表领导签收了这封信。
老狱警的手还在抖，一不小心，信封掉到死去的逃犯脸上。从死者睁着的眼睛上，拾起这封突如其来的信，他决定打开看看。再过一个月，就要退休回上海去了，他也不怕犯什么错误，难道还能不准回去吗？当着几个年轻干警的面，拆开牛皮纸信封，果然盖着上级革委会的公章。
公函里头说，党中央拨乱反正，妇产科医生被宣布平反，“恢复名誉，立即无罪释放”。有意无意的，老狱警大声念出每个字。方圆数十米内的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头顶青灰色的天空，一朵下着雪的云。行将告老还乡的狱警，看着躺在雪地里的19077号犯人，啧啧地说：“哎，回上海的长途车上，又少了一个搭伴。”看热闹的人群渐渐散去。名叫建军的男婴，早被父母哭喊着抱回家去。那头母狼，眨眼之间，已被庖丁解牛，当场只剩一堆狼毛和碎骨头。人民群众有的是为亲人复仇，有的则是口水滴滴答答，有的是看中了这张上好的狼皮。干警重新收拢囚犯们，清点人数押回监舍。农场职工也打道回府，收拾昨晚被狼群肆虐的牲口棚，看看还能否抢回一只鸭子或半只羊。
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上午八点。雪停。太阳升起来了。积雪反射着阳光，刺入老狱警眼里，令他想起昨晚，无人可说的那句话。
一个多月后，大年初三，老头独自离开白茅岭。回上海的长途车上，乘客稀稀落落，多是探监返程的犯人亲属。车窗推开一道缝隙，他吐出大前门燃烧的烟雾。满满一整车人，只有退休的老狱警拥有这种特权。烟头不停晃动，弄得身上全是烟灰。不是车子颠簸，而是他的手在抖。往昔从未有过的毛病。从元旦那天至今，每一时，每一秒，右手都在抖，估计到死都治不好了。
七个月后，中元节的那天，退休后的老狱警死了。在上海。这个老烟枪啊，光棍一条，天天跟一群老太太打麻将。他熬了个通宵，倒在麻将台上不省人事，还叼着根牡丹烟。送到医院说是突发脑溢血。在火葬场，没有亲属来接收骨灰，便被老同事们送回了白茅岭。
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周六，我坐上从上海开往白茅岭的长途汽车。经过沪青平高速，大约四个小时，短短二百多公里，却途径苏浙皖三省。从吴江到湖州，穿越浙皖交界处低矮的分水岭，进入广德县城。转入颠簸的公路，两边是农舍与茶园。日暮时分，长途车开过一座大桥，停在几间破落的平房前。对面大门上有行字：上海市白茅岭学校。
小镇东面是连绵群山。远远望见一道断崖，像头狮子趴着，传说中的狮子口。今年暖冬，山大半还是绿的。只在白茅岭正南，最高的那片山顶上，残留着几天前的积雪。校园里有座水塔，似是本地最高建筑。小镇上总共只有一条大路，路边有派出所、供应站、招待所，还有麻辣烫、兰州拉面、盗版碟店、美容美发、上海华联超市。街头所见无非几种人：武警官兵、公安干警、说上海话的老头儿们、说安徽话的当地人。警察都是上海来的，每几年轮换。冬天早早擦黑。街边响起惊天动地的音乐声——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大妈们跳着广场舞。
夜宿白茅岭招待所。次日，上午，我沿监狱外墙走了一圈。天空有白色颗粒飘落。我伸出手，是雪子。走在山脚下的高处，荒芜泥泞的小道上，监狱中不断响起富有节奏的操练声。我能看到围墙里头，有组囚犯在做队列训练。岗楼上的武警带着枪，警戒地看着不速之客。
转角岗亭下，狼犬向我狂吠。有个迷你的亭子山水库，正对狮子口，不知如何上去。两条农家的黑狗蹿出来，不让我靠近半步。
这座山，曾有过许多狼。而今，别说是白茅岭，就是整个皖南山区，恐怕连一头狼都不见了。这一物种，早已在上海方圆五百公里范围内绝迹。
一头狼死了，一头狼又来了，而狼脚下的大地，会比这个物种更漫长地存在。
一九八八年，白茅岭最后一头狼，在偷袭监狱的冬夜，被四条德国黑背狼狗杀死。那是一头成年而健壮的公狼，体形硕大，左耳朵上有块雪花状的白斑。至今，农场陈列馆里还能看到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狼皮，人们管它叫“白耳”。
我买了中午的长途车票回上海。发车前，我在仅有一间门面的“车站”隔壁吃了碗面。店主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看起来比我大几岁，宽阔精壮的骨骼，几乎要爆开冬天的厚外套。当他端来一碗牛肉面，与我目光交接的瞬间，感觉很像某种凶猛的动物。小店里兼卖香烟和酒，有个老头进来，用老派的上海话对店主说：“基军，帮吾闹包牡丹。”
他叫建军。离开白茅岭的长途车上，我遥望正前方山头的积雪，车窗外阴郁的天空，稀稀落落的雪粒子，穿过并不如想象中辽阔的无量河。明天早上，太阳照常升起，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我想。
五分钟后，凡是活着的人都出动了……下夜班和上白班的干警，早起干活的农场职工，营房里的士兵们，就连上早操的几百号劳改犯，也都涌到监狱大门口往外看。他们的眼睛都布满血丝，因为彻夜难眠，不断被山上的枪声惊醒，还有此起彼伏的狼嚎。没人敢出门，连窗户都不敢开一道缝。昨晚九点起，狼群洗劫了农场，四下都是牛羊的哀嚎与惨叫。包括连长在内的所有人，毫无疑问地确信——老狱警与年轻逃犯，都已消化在狼的肠胃中，天亮又变成一坨坨狼粪。等到开春，这两个倒霉的男人，会是庄稼地里上等的肥料，供应玉米或稻谷生长，回归白茅岭的居民们腹中。也算是他俩死得其所，对得起生养他们的人民群众。到时候，不会再有人认得这两张脸。想想就有些可惜，也有些悲壮。
如今，这两个男人还活着，加上臂弯里的小男人。白发覆头的老狱警，来到白茅岭二十年，经他手送葬的囚犯与警察，亦不少于百人，但他从未像此刻般坚硬如铁。逃犯，似已粘在他身上。尤其脸颊与耳朵部位，冰雪把两个人的皮肤冻在一起，像是打一个娘胎里出来的连体儿。好些人上来帮忙，费劲地把他们分开。
老头依然站立着。广大人民群众，还有被剥夺了人民群众权利的囚犯们，把老头和母狼的尸体圈在当中，一场喧嚣而热闹的围观。这只庞大的野兽，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复活，一跃而起，依次咬断大伙儿的喉咙。老头松开左手，母狼的尾巴垂落。
他已完全证明自己。手心里全是狼毛，还有腻腻的汗和掌心开裂的血。
五个月大的男孩，仍旧在他的臂弯里熟睡着，鼻子里呼出狼奶的气息。
“建军！”女人尖厉的声音，喊出婴儿的名字。他们夫妻本以为永远失去了孩子，正在每晚努力，想再生个娃娃。她和她男人重重撞到老狱警身上，却像顶到一堵墙。一个多月不见，男孩竟结实壮大了一圈，充满狼穴的气味。但妈妈毕竟认得儿子。
老头并不是不想动，而是半边身体麻木了，仿佛被巨蛇吞噬着胳膊。当孩子从他手里被抱走，从热乎乎变得冰凉的几秒钟，好像躯干的一部分断裂。几个年轻的干警，帮老头卸下56式自动步枪和三棱刺刀。
逃犯快死了。最后一滴血，像经过输液针头似的，汩汩输入雪地。红的血，白的雪，混在一起，变成另一种暧昧的颜色，难以准确地在光谱中描述，就像孕妇分娩后的床单。两片破碎的镜片底下，逃犯瞪大双眼，看着他。
老头弯腰在他耳边说了什么，周围人都没听清，除了将死之人。他眨了眨眼睛，断气了。冬至那晚，死在监狱床上的大块头，原本是个抢劫犯。因为欺负其他犯人，加过两年刑期。所谓欺负，就是强奸。当年在提篮桥，有人告诉过名侦探，男人被强奸是怎样的感觉——仿佛变成一块肉，被切碎了，油炸了，红焖了，生煎了……19077号犯人，紧挨大块头的铺位，刚进去不敢反抗，以为这是白茅岭的老规矩。第一年苦熬过去，以为到头了，大块头竟变本加厉，其他人却一个个装睡。他才明白，大块头是看中了自己——上海来的妇产科医生，细皮嫩肉，容易推倒，难以反抗，强奸起来特别舒服。
狼灾肆虐的冬天，白天出去干活时，他在茶园发现一大撮灰色狼毛。地上有堆带血的骨头，像獐子之类的小动物。他藏起狼毛，压在床铺底下。还有，作为前妇产科医生，他有在监狱医务室工作的便利，私藏了一些药物，比如乙醚——无色透明液体，会让人暂时昏迷，只要剂量适当，又不致人死命。狼毛与乙醚都准备好，耐心等候时机。那一夜，狼嚎特别清晰，就在监狱院墙下。后半夜，监房里鼾声此起彼伏。他把乙醚洒在手帕上，依次蒙住大家口鼻。没一会儿，全都睡得死沉死沉，怎么折腾都不可能醒来——包括边上的大块头。
19077号囚犯，把自己想象成复仇的母狼，用牙齿一点点咬破大块头脖子上的皮肤、血管和气管。其他人都昏迷了，听不到大块头临死前的蹬腿声，就像每次大家都在装睡。大块头死了。喉管暴露在空气中，鲜血溅满床铺，还有19077号的口腔。他吸了一点血，就一点点。人血的滋味，苦咸苦咸的，不好喝。
伪装现场。他撕裂死尸的伤口，手指插得更深，模拟锋利的狼牙，几乎摸到脊椎骨。他用事先准备好的细树枝，在尸体上划出一道道伤疤，像狼爪挠过的痕迹。他把狼毛弄在床铺上、监狱的地上，特别是铁栏杆上。狼用缩骨术进出时，必定留下这种痕迹。他为自己清理一番，咽下嘴里的血，看起来跟别人没两样。就算身上有血迹，睡在死者身边也属正常。到了早上，所有人按时醒来，受乙醚麻醉的影响头晕恶心，就算嗅到某种特别的气味，但当看到大块头的尸体，再加上满地狼毛，肯定会产生强烈的心理作用——那就是狼的气味。监狱的调查草草了事，哪有什么法医来做尸体解剖。大伙随便看下尸体，伤口像这么回事，自然而然断定，凶手必是那头母狼。
直到昨晚，老狱警也被他骗过了，相信那套狼闯入监狱吃人的鬼话。若是早点怀疑，绝不可能在放风时睡着，还让杀人嫌疑犯夺枪逃跑。不晓得这算是走运还是不走运，这些秘密，已被19077号带给死神。
他的眼睛睁着，明亮，无瑕，不似死人的浑浊，更像六角形雪花，坠落在扩散的瞳孔底下，融化成一汪清淡的泪水……逃犯死在老狱警的怀中，享年二十八岁。活到六十岁的前名侦探，将他放在白茫茫的雪地上，反正不会弄脏了死者。再过四个月，等到清明，埋葬年轻逃犯的荒野，就会开满金灿灿的油菜花。
左边是母狼的尸体，右边是死去的逃犯，他在中间，活着。有人给老狱警点上一支烟，上海卷烟厂的牡丹牌。第一根火柴，晃了半天没点上，被风雪吹灭了。有个高大的干警，用身体和手掌阻挡着风，又擦了好几根火柴，差点烧着眉毛才点上。老头略微驼背，但纹丝不动。他将烟吞入肺中，又经鼻孔喷出，蓝色氤氲在雪中蒸发，仿佛清明、冬至上坟的烟。无量河边有人骑自行车而来。车轮碾压过皑皑白雪，骑车人穿着墨绿色制服。囚犯和职工们，给自行车让出一条通道，抵达人群的圆心。白茅岭每个人都认识他——邮电所投递员，每隔三天，他会为囚犯和干警们捎来远方的家书。邮递员从包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是挂号信，上海寄来的公函。在场所有干警中，白头发的老狱警级别最高，他代表领导签收了这封信。
老狱警的手还在抖，一不小心，信封掉到死去的逃犯脸上。从死者睁着的眼睛上，拾起这封突如其来的信，他决定打开看看。再过一个月，就要退休回上海去了，他也不怕犯什么错误，难道还能不准回去吗？当着几个年轻干警的面，拆开牛皮纸信封，果然盖着上级革委会的公章。
公函里头说，党中央拨乱反正，妇产科医生被宣布平反，“恢复名誉，立即无罪释放”。有意无意的，老狱警大声念出每个字。方圆数十米内的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头顶青灰色的天空，一朵下着雪的云。行将告老还乡的狱警，看着躺在雪地里的19077号犯人，啧啧地说：“哎，回上海的长途车上，又少了一个搭伴。”看热闹的人群渐渐散去。名叫建军的男婴，早被父母哭喊着抱回家去。那头母狼，眨眼之间，已被庖丁解牛，当场只剩一堆狼毛和碎骨头。人民群众有的是为亲人复仇，有的则是口水滴滴答答，有的是看中了这张上好的狼皮。干警重新收拢囚犯们，清点人数押回监舍。农场职工也打道回府，收拾昨晚被狼群肆虐的牲口棚，看看还能否抢回一只鸭子或半只羊。
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上午八点。雪停。太阳升起来了。积雪反射着阳光，刺入老狱警眼里，令他想起昨晚，无人可说的那句话。
一个多月后，大年初三，老头独自离开白茅岭。回上海的长途车上，乘客稀稀落落，多是探监返程的犯人亲属。车窗推开一道缝隙，他吐出大前门燃烧的烟雾。满满一整车人，只有退休的老狱警拥有这种特权。烟头不停晃动，弄得身上全是烟灰。不是车子颠簸，而是他的手在抖。往昔从未有过的毛病。从元旦那天至今，每一时，每一秒，右手都在抖，估计到死都治不好了。
七个月后，中元节的那天，退休后的老狱警死了。在上海。这个老烟枪啊，光棍一条，天天跟一群老太太打麻将。他熬了个通宵，倒在麻将台上不省人事，还叼着根牡丹烟。送到医院说是突发脑溢血。在火葬场，没有亲属来接收骨灰，便被老同事们送回了白茅岭。
二〇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周六，我坐上从上海开往白茅岭的长途汽车。经过沪青平高速，大约四个小时，短短二百多公里，却途径苏浙皖三省。从吴江到湖州，穿越浙皖交界处低矮的分水岭，进入广德县城。转入颠簸的公路，两边是农舍与茶园。日暮时分，长途车开过一座大桥，停在几间破落的平房前。对面大门上有行字：上海市白茅岭学校。
小镇东面是连绵群山。远远望见一道断崖，像头狮子趴着，传说中的狮子口。今年暖冬，山大半还是绿的。只在白茅岭正南，最高的那片山顶上，残留着几天前的积雪。校园里有座水塔，似是本地最高建筑。小镇上总共只有一条大路，路边有派出所、供应站、招待所，还有麻辣烫、兰州拉面、盗版碟店、美容美发、上海华联超市。街头所见无非几种人：武警官兵、公安干警、说上海话的老头儿们、说安徽话的当地人。警察都是上海来的，每几年轮换。冬天早早擦黑。街边响起惊天动地的音乐声——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大妈们跳着广场舞。
夜宿白茅岭招待所。次日，上午，我沿监狱外墙走了一圈。天空有白色颗粒飘落。我伸出手，是雪子。走在山脚下的高处，荒芜泥泞的小道上，监狱中不断响起富有节奏的操练声。我能看到围墙里头，有组囚犯在做队列训练。岗楼上的武警带着枪，警戒地看着不速之客。
转角岗亭下，狼犬向我狂吠。有个迷你的亭子山水库，正对狮子口，不知如何上去。两条农家的黑狗蹿出来，不让我靠近半步。
这座山，曾有过许多狼。而今，别说是白茅岭，就是整个皖南山区，恐怕连一头狼都不见了。这一物种，早已在上海方圆五百公里范围内绝迹。
一头狼死了，一头狼又来了，而狼脚下的大地，会比这个物种更漫长地存在。
一九八八年，白茅岭最后一头狼，在偷袭监狱的冬夜，被四条德国黑背狼狗杀死。那是一头成年而健壮的公狼，体形硕大，左耳朵上有块雪花状的白斑。至今，农场陈列馆里还能看到这张具有纪念意义的狼皮，人们管它叫“白耳”。
我买了中午的长途车票回上海。发车前，我在仅有一间门面的“车站”隔壁吃了碗面。店主是个高大魁梧的男人，看起来比我大几岁，宽阔精壮的骨骼，几乎要爆开冬天的厚外套。当他端来一碗牛肉面，与我目光交接的瞬间，感觉很像某种凶猛的动物。小店里兼卖香烟和酒，有个老头进来，用老派的上海话对店主说：“基军，帮吾闹包牡丹。”
他叫建军。离开白茅岭的长途车上，我遥望正前方山头的积雪，车窗外阴郁的天空，稀稀落落的雪粒子，穿过并不如想象中辽阔的无量河。明天早上，太阳照常升起，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
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