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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君权,民权,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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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子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人。

    他曾两次说,老天爷诞育万民,

    就是要“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

    让我们这些社会精英去启迪和教育人民。

    国王培训班

    马陵之战五年后,孟子到了魏国。

    这时的魏国已迁都大梁,所以魏惠王也叫梁惠王。梁惠王是战国七雄中除楚以外第一个称王的,可见魏国实力之雄厚。然而五年前,他们败于齐国孙膑;第二年,又败于秦国商鞅。梁惠王很是着急。

    因此,孟子来见他时,梁惠王开口便说:老伯!不远千里而来,总该对寡人的国家有点好处吧?

    孟子却顶回去:王!何必言利,讲讲仁义就好。[1]

    这真是话不投机。

    话不投机是肯定的。因为梁惠王的切肤之痛,是“兵三折于外,太子虏,上将死,国以空虚”,很需要有些管用的东西,哪有工夫听这老头慢慢吞吞讲仁义?[2]

    呵呵,梁惠王有实际需求,孟轲则空谈误国。

    但,孟子却非讲不可。

    这是他的使命。

    孟子是一个使命感很强的人。他曾两次说,老天爷诞育万民,就是要“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让我们这些社会精英去启迪和教育人民。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做,谁做,又有谁能做?[3]

    是的。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4]

    所以孟子要办“国王培训班”,给他们换脑子,讲王道和仁政。培训班起先开在齐国,学员是齐宣王,授课方式则是一起聊聊。

    哈,启发式。

    有一次,孟子与齐宣王聊音乐。

    孟子说:听说王上喜欢音乐,有这事吗?

    宣王马上就脸红了。因为他喜欢的并非古典音乐,而是流行歌曲。这在贵族,是丢人的。

    孟子说:喜欢流行歌曲也没什么不好,音乐都是一样的嘛!不过臣想问一个问题:王上认为欣赏音乐,是一个人快乐呢,还是跟别人一起快乐?

    宣王说:当然是跟别人一起啦!

    孟子又问:是跟少数人快乐呢,还是跟多数人一起快乐?

    宣王说:当然是跟多数人啦!

    孟子说:那么好了,跟全国人民一起快乐,岂不是最快乐?要知道,与民同乐,就是王道呀!

    齐宣王问:王道和仁政,怎样实行呢?

    孟子说:减轻人民负担,放宽各项政策,关注弱势群体,就像周文王当年那样。

    宣王说:先生这话说得真好!

    孟子说:王上既然认为好,为什么不做呢?

    宣王说:寡人有病,喜欢钱财。

    孟子说:这有什么关系?王上喜欢钱财,老百姓也喜欢,王上跟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

    宣王又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孟子又说:这有什么关系?王上喜欢女人,老百姓也喜欢,王上跟民众一起喜欢不就行了?[5]

    齐宣王无话可说,但也不照做。

    孟子只好去培训梁惠王。

    梁惠王那里就更谈不拢。想想也是,秦国用谁?商鞅。楚国用谁?吴起。齐国用谁?孙膑。结果怎么样?富国强兵,转败为胜,称霸称王。这样的事孟子做得了吗?做不了。那梁惠王为什么要听他的?[6]

    也只好霸王硬上弓。

    孟子问:用棍子杀人和用刀子杀人,有区别吗?

    梁惠王说:没有。

    孟子又问:用刀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区别吗?

    梁惠王说:也没有。

    孟子就说:现在,王上厨房有肥肉,马厩有骏马,民众却面有菜色,田有尸体。这是什么?是率领野兽来吃人!兽类相残,人类尚且厌恶;主持国家政治,却率领野兽来吃人,又有什么资格为民父母?[7]

    呵呵,这哪里是上课,明明是训人。

    孟子为什么要这样教训国王?

    难道他要革命么?

    也许是的。

    无民权,就革命

    孟子确实像革命党。

    有一次,齐宣王问:武王伐纣,有这事吗?

    孟子说:史书上有。

    宣王又问:臣弑其君,也可以吗?

    孟子马上硬邦邦地回答:破坏仁的叫作贼,破坏义的叫作残,贼仁残义的就叫作独夫。我只听说打倒了独夫殷纣,没听说过什么弑君不弑君的![8]

    又一次,邹穆公遇到难题。

    邹穆公告诉孟子,前些时我们跟鲁国发生冲突,寡人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民众却袖手旁观。这事让寡人左右为难。杀了这些见死不救的吧,杀不完;不杀吧,又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先生,请问该怎么办?

    谁知孟子却幸灾乐祸。

    孟子说:活该!谁让他们平时对老百姓不好!这下老百姓可逮住报复的机会了。[9]

    晚清的革命党,也不过如此吧?

    但,为什么?

    因为在孟子那里,民权高于君权。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0]

    也就是说,民权第一,政权第二,君权第三。君,可以高高在上,可以养尊处优,可以也应该独一无二,叫“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但,如果他不合格,就不能享受这份尊崇,人民也就有权利革命。[11]

    这,也是国王培训班的课程内容。

    一次,孟子问齐宣王:有人要出差,把老婆孩子托付给朋友,回来后却发现老婆孩子在挨饿,在受冻。对这样的朋友,该怎么办?

    宣王说:绝交!

    孟子又问:如果长官管不了部下,该怎么办?

    宣王说:撤职!

    孟子再问:一个国家政治搞不好,又该怎么办?

    齐宣王该怎么回答?

    王顾左右而言他,看着随从们说别的去了。[12]

    但孟子还有机会。

    又一次,齐宣王问:公卿都相同吗?

    孟子说:不同。有同宗之卿,有异姓之卿。但他们的职责,都是君王有了大的过错就要劝阻。如果反复劝阻还不改,就要采取行动。

    宣王问:同宗之卿会怎么样?

    孟子说:废了那王!

    宣王一听,脸色刷地一下就白了。

    孟子说:王上不必紧张。王上问臣,臣不敢不实言相告。照道理说,是这样。

    宣王的脸色这才恢复正常。

    又问:如果是异姓之卿呢?

    孟子说:拂袖而去![13]

    哈,还是不要那不合格的君主!

    毫无疑问,孟子从来就没反对过君主制,也不认为君臣关系是平等的。但他跟孔子一样,不讲平等,却讲对等。对等,就是我有义务,你也有;你有权利,我也有。大家礼尚往来,谁都不能盛气凌人。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4]

    忠诚与客气,不平等,但对等。

    孟子却没那么温良恭俭让。他的说法是——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5]

    也就是说,你把我当什么人,我就把你当什么人;你不把我放在眼里,我就把你当敌人。

    呵呵,你不仁,休怪我不义。

    但,这也顶多是翻脸,为什么要革命呢?

    更重要的是,人民为什么就有权革命呢?

    因为君权来自民权。

    有一次,学生万章问:尧把天下让给舜,有这事吗?

    孟子说:没有!没人能把天下让给别人。

    万章说:那么舜的权力,是谁给的?

    孟子说:天给的。

    万章问:上天授权时,反复叮咛告诫了吗?

    孟子说:没有。天是不说话的,但上天会看人民群众的反应。民众满意谁,天就授权谁。天子之权是上天和人民共同授予的,叫“天与之,人与之”。[16]

    对,双重授权,或共同授权。

    这很了不起。

    更了不起的是,孟子还同时引用了《尚书·泰誓》的一句话,叫“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样一来,上天和人民的共同授权,就其实是民授。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堪称伟大。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权是否民主,关键就看授权主体。政权民授,就民主;神授,就君主;自授,就专制;不讲授权,黑社会都不如。

    然而,自从周人确立了“君权天授”的观念,授权问题就被视为已经解决,不再有人讨论。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明确把授权主体界定为上天和人民,而且“名为天授,实为民授”,孟子是第一,也是唯一。

    但,古代中华史的民主传统,也就仅此而已。

    君权来自民权,所以民权高于君权,这就是孟子的思想,也是他与诸子的区别:老子和庄子不要君权,也就无所谓民权;墨子和韩非主张集权,则君权高于民权。

    先看韩非。

    守住你的王冠

    其实,韩非也有“国王培训班”。

    学员里,也有梁惠王。

    当然,韩非出生时,梁惠王早已去世,韩非不可能给他上课。上课的人,叫卜皮。

    卜皮也是法家。

    梁惠王说:先生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据先生所知,寡人的名声怎么样?

    卜皮答:臣听说王上是慈惠的人。

    梁惠王听了十分高兴,洋洋得意地问:那寡人的慈惠到了什么地步呢?

    卜皮答:到快亡国的地步了。

    惠王大吃一惊:慈惠不是行善吗?怎么会亡国?

    卜皮说:慈则不忍,惠则好施。结果是什么呢?必然是该杀的不杀,不该赏的乱赏。如此这般地“有过不罪,无功受赏”,岂有不亡之理?[17]

    此事不知是真是假,但被韩非编进了教材,用来培训各国国王。只不过,韩非的课程内容跟孟子是相反的。孟子讲王道,韩非讲霸道,而且是横行霸道。

    为什么横行霸道?

    因为社会风气如此,时代精神也如此。

    韩非说,有一年齐国伐鲁,鲁国派孔子的学生子贡去进行外交斡旋。子贡滔滔不绝说了半天,齐人却一句话就打发了他。齐人回答说,先生的话确实说得漂亮,但我们就是来抢地盘的,漂亮话管什么用?

    结果,齐把国境线划到了鲁国都城门前十里。

    这,难道不是横行霸道?

    于是韩非说,不要再扯什么仁义道德,扯什么兼爱天下,扯什么温良恭俭让,谁讲谁倒霉,因为时代变了。这个变化,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18]

    也就是说,人际关系也好,国际关系也好,都是利益关系。只不过,利益的获取,最早是“揖让”,后来是“巧取”,现在是“豪夺”。如此而已。

    是啊,所有的脸都撕破了,何必再来粉饰太平?

    君臣关系,也如此。

    我们知道,在儒家那里,君臣是被看作父子,邦国是被看作兄弟的。对此,韩非的反应是一声冷笑:亲如父子?就算真父子、亲兄弟,又如何?楚成王,不是被他亲儿子逼死了吗?[19]齐桓公,不是把他亲哥哥杀掉了吗?[20]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友,管用吗?

    不管用。

    什么东西管用?

    利益。人君最大的利益,是称王称霸;人臣最大的利益,是富贵荣华。只要协调好关系,让双方都实现利益最大化,就OK。爱不爱的,没什么意思吧?

    于是韩非得出结论——

    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21]

    哈!孟子培训班的课桌,都要掀翻了。

    不过,这里面有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臣下不安于位,也想为君,怎么办?

    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天底下最大的利,莫过于为君为主。故臣弑君,子谋父,弟篡兄,史不绝书。从春秋到战国,更是一顶顶王冠落地,一座座火山爆发,各路诸侯真不知如何守住自己的王位。

    对此,韩非有办法吗?

    有。

    什么办法?

    两面三刀。

    所谓“两面”,就是奖与惩,赏与罚,也叫德与刑,韩非称为“二柄”。这当然管用。因为人之常情,无非趋利避害;刑德二柄,则无非威胁利诱。这里面有甜头也有苦头,唱红脸也唱白脸,所以是“两面”。[22]

    与“两面”相配套的是“三刀”,即势、术、法。势就是威势,术就是权术,法就是法规。其中,威势是前提也是基础。韩非说得很清楚,飞龙和腾蛇一旦掉到地上,就跟蚯蚓、蚂蚁没什么两样。由此可知,权力和威势才是靠得住的,其他都靠不住。[23]

    有了权威,还得会用。怎么用?用权势建立威望,用权术对付臣下,用法规制服人民。势立威,术驭臣,法制民,都是人君手中的指挥刀。

    看来,韩非的治术,有明有暗,软硬兼施。刑罚就是公开的硬控制,权术就是暗地的软控制。君主无术,就受制于人;民众无法,就犯上作乱。这就叫“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24]

    但,术和法虽然两手都要硬,用法却不同。

    权术是用来对付官员的,叫“潜御群臣”。[25]

    法规是用来对付民众的,叫“一民之轨”。[26]

    所以,权术要暗藏心底,法规要公之于众。实际上韩非的法,就是输入臣民们头脑中的程序。有此程序,他们将自动成为工蜂和工蚁。

    韩非的蜂蚁社会就这样建成。在这个社会里,很显然只有君权没有民权。韩非的心目中,也根本就没有民权两个字。他的服务对象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君主。他对君主要说的也只有一句话:守住你的王冠!

    君权至上,君主唯一,这就是法家。

    这样的主张,墨子也会赞同吗?

    恐怕不会。

    人治出特务

    没错,就算再世,墨子也多半不会赞成韩非。

    这是可以猜出来的。

    有一次,墨子问田齐的太王田和:现在这里有把刀,用它试着砍人的头,一刀就砍断了,锋利吗?

    田和说:锋利。

    墨子又问:一路砍过去,都是一刀就断,锋利吗?

    田和说:锋利。

    墨子再问:刀是锋利了,谁会倒霉呢?

    田和说:试刀的人。

    于是墨子最后发问:兼并别人的国家,消灭别人的军队,残害别人的百姓,谁会倒霉?

    田和低头又抬头,想了又想说:我会倒霉。[27]

    墨子讲这故事,当然是为了反战,并宣传他兼爱的主张。但他讲的道理却有普遍性,那就是轻易不要动刀。兵者凶器也,用之不祥。试刀的人有危险,献刀的也有,何况献的还是“两面三刀”!

    法家,岂能被墨家所欣赏?

    实际上,墨法两家有着本质的不同:法家是“为君主谋”,墨家是“为天下谋”。墨子的思想有一个总纲,就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样的思想家,说他维护民权,好理解;说他不要民权,想不通。[28]

    可惜这是事实。

    毫无疑问,墨子从来没说过不要民权,更不可能公开主张专制。可以说,他甚至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的主义和践行,最终会导致独裁。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又确确实实把自己的组织变成了蜂蚁社会。那么请问,蜂蚁社会有可能是民权社会吗?在这种组织结构中,工蜂和工蚁也会有公民权吗?当然没有。

    但,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就因为墨子跟儒法两家一样,都主张社会要有序。只不过这个秩序的维护,儒家主张靠礼,法家主张依法,墨子却寄希望于人。

    什么人?

    领导人。

    在墨子看来,领导人很重要。

    墨子说,人类诞生之初,没有政治制度,也没有领导人(无政长)。于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主张,两个人有两个人的主张,十个人有十个人的主张。人越多,主义就越多。所有人都说自己对,别人不对,互相攻击,互相批判。结果“天下之乱,若禽兽然”。[29]

    这就是没有领导的严重后果。

    可见,社会如果出了问题,一定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相爱”,二是“无政长”。不相爱,就斗,因为没有人道主义;无政长,就乱,因为没有统一意志。

    也因此,墨子开出了两副药方:针对不相爱的,是兼爱;针对无政长的,是尚同。

    尚同的意思,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也已经清楚,那就是村民的意见由村长统一,乡民的意见由乡长统一,国民的意见由国君统一,全民的意见由天子统一。天子“一同天下之义”,诸侯“一同其国之义”。以此类推,所有的意志都能统一,天下秩序井然。

    墨子认为,这就是政治的起源,也是政治的意义。政治,就是由英明的领导来统一意志。

    这样的政治,当然是人治。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

    按照墨子的说法,人类之所以要政府,是为了统一意志;要天子,是为了统一思想。这就必须事先假设,政府一定是正确的,天子一定是圣明的,他们也一定都是兼爱的。否则,要他作甚?

    那么,这个前提有保证吗?

    墨子说有。因为从一开始,天子就是按照这个标准选出来的。而且,事实也证明他既贤良又圣明。比方说,一个村民做了好事或坏事,家里人并不全知道,乡里人也不全知道,天子却清清楚楚,直接下令或赏或罚。于是大家都说“天子之视听也神”。[30]

    奇怪!他怎么知道的?

    天知道!

    墨子自己也知道说不过去。但为了维护人治,便又补充说,天子其实也不是神。他能够无所不知,是因为“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也就是有人通风报信。

    这当然也讲得通。不过我们还是忍不住要问:是谁通风报信告诉他的?人民群众吗?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前面说的这些事,可是“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的。群众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会去说?

    只有一种解释:天子安排了卧底。

    这岂不可怕?

    其实,如果是群众去告发,就更恐怖,因为普天之下都是特务。这就比蜂蚁社会还要等而下之。工蜂和工蚁虽然没脑子,却也不会做特务。

    可以类比的,是商鞅治下的秦国。那也是所有人都服从和听命于最高领导人的。只不过,在商鞅和商鞅以后的秦国,全民都是战士,或警察;在墨子和墨子设计的天下,全民都是特务,或卧底。哪个更可怕?

    都可怕。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社会也是不会讲民权的。这当然与墨子的初衷相去甚远,却又是逻辑的必然。因为墨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却从来不考虑个人的权利与尊严,也不知道没有个人的权利与尊严,就不会真正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那么,有人想到了这一点吗?

    有。

    谁想到了?

    杨朱。

    一毛不拔错了吗

    先秦诸子中,杨朱最受误解。

    已经没人知道杨朱的生平,我们只能推测他应该生活在墨子之后、孟子之前,影响力则跟墨子一样大。当时的思想界,不是赞成杨朱,就是赞同墨子,完全没孔子什么事。这可真是好生了得![31]

    那么,杨朱的主张又是什么?

    一毛不拔。

    什么叫“一毛不拔”?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一毛不拔的成语,就从这里来。[32]

    这确实一语惊人,更难让墨家接受。

    是啊!墨子是为了天下,恨不得把腿上的粗毛细毛都磨光的;杨朱却即便有利于天下,也不肯拔一根毫毛。墨子一毛不留,杨朱一毛不拔;墨子毫不利己,杨朱毫不利人,当然针锋相对,百家争鸣也就由此而起。[33]

    挑战杨朱的,是墨子的学生禽滑釐。[34]

    这位学生,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认识了。他就是带领三百个同学驻守在宋城的墨家大弟子。

    禽滑釐问:拔先生一根毫毛,来拯救天下,干吗?

    杨朱说:世道不是一根毫毛就能拯救的。

    禽滑釐说:如果能,愿意吗?

    杨朱不理睬他。

    禽滑釐出门,把这事告诉了杨朱的学生孟孙阳。

    孟孙阳说:你们是不懂先生的用心啊!还是让我来替先生说吧!请问,如果有人提出,痛打你一顿,给你一笔巨款,你干吗?

    禽滑釐说:干!

    孟孙阳又问:砍你一条腿,给你一个国家,干吗?

    禽滑釐不说话。

    于是孟孙阳说:与肌肤相比,毫毛微不足道;与肢体相比,肌肤又微不足道。这道理谁都懂。但,没有毫毛就没有肌肤,没有肌肤就没有肢体。那么请问,难道因为毫毛微小,就可以不当回事吗?

    禽滑釐表示无话可说。

    事实上,当孟孙阳问他拿一条腿换一个国家愿不愿意时,禽滑釐就已经清楚,后面等着他的问题必定是:砍掉你的脑袋,给你整个天下,干不干?

    那也能同意吗?

    好嘛!脑袋不能砍,腿就能剁吗?腿不能剁,肉就能挖吗?肉不能挖,皮就能撕吗?皮不能撕,毛就能拔吗?要能就都能,不能都不能。

    这就是逻辑。

    墨家是讲逻辑的,所以禽滑釐无话可说。

    孟孙阳的话,却意义重大。

    没错,整体利益确实大于局部利益。就连孟孙阳,也说“一毛微于肌肤,肌肤微于一节”。但这绝不意味着局部就是可以随便牺牲的,因为整体不过是局部之和。你不把局部利益当回事,今天牺牲一个,明天牺牲一个,请问那整体利益最后还有吗?

    所以,不要说什么“大河不满小河干”。事实是:大江大河都由涓涓细流汇集而成。如果所有的泉水、溪流、小河都干了,还会有长江、黄河吗?

    同样,如果所有的个人利益都牺牲了,请问,还有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天下大利吗?

    因此,别把小民不当人。

    或者说,不要动不动就以国家天下的名义,任意侵犯和剥夺个人的权利。

    没错,相对于国家和天下,个人或许有如毫毛。然而毫毛也是命,小民也是人。谁要把我等小民不当回事,随随便便就拔了,对不起,不干!

    这就是一毛不拔的意义。

    但,如果拔一根毫毛就能拯救天下,也不干吗?

    当然干。

    只不过,得问清楚三个问题。

    首先,拔一毛真能救天下吗?好像不能,因为“世固非一毛之所济”。既然不能,为什么要拔?

    其次,谁来拔?如果是自己,那叫自我牺牲,无私奉献,应该尊敬。如果是别人,是集体,是国家,是公权力部门,那就要问他们凭什么?

    这个问题不能不问。要知道,国家权力是全体公民让渡的。公民让渡权利之总和,即国家权力。那么请问,我们让渡了生命权吗?没有。除去法定必须缴纳的税款,让渡了其他财产权吗?也没有。

    那么请问,凭什么拔我们的毛?

    当然,军人、刑警、消防队员等等,是让渡了生命权的。参军入伍,即是签订让渡协议。但他们没有让渡财产权。他们的生命,也不是用来挥霍的。

    这就必须问第三个问题:拔下毫毛干什么?

    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用于满足大小统治者的骄奢淫逸。这是一种剥削,甚至掠夺。只不过,这种剥削和掠夺打着“大公无私,利国利民”的旗号。所谓“拔一毛而利天下”,则不过圈套和陷阱:先哄骗我们献出毫毛,再哄骗我们献出肢体,最后哄骗我们献出生命。

    因此,对付的办法,就是干脆把话说到底:别说要我的命,就算只要一根毫毛,也不给!

    也许,这就是杨朱他们寥寥数语背后的思想逻辑。

    这样看,一毛不拔有错吗?

    没错。

    于是杨朱的思想,便成了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份人权宣言。

    人权宣言

    杨朱的人权宣言全文如下——

    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35]

    这份宣言言简意赅,总共只有两段话。第二段无须解释,那就是道家思想的源头,后来由庄子这样表达:真正的好社会,就是所有人都相忘于江湖,谁也不用救助,谁也不用牺牲。由此推论,当然也谁都可以一毛不拔,因为根本就无须一毫。

    庄子与杨朱,一脉相承。

    但更值得关注的,还是第一段。

    第一段包括两句话,它们可以这样理解和翻译:要我牺牲自己来满足天下,我不干;要我尽取天下来满足自己,也不干。这就是杨朱思想的完整版。

    很显然,杨朱在这里又是极而言之。他设置了两个截然相反根本对立的极端:损一毫,悉天下。悉天下,就是尽取天下,或遍取天下。这实在超乎想象。损一毫,则微不足道。天壤之别呀!

    于是我们不能不怀疑:这个匪夷所思无人企及的“悉天下”,是不是托?因为在杨朱这里,悉天下和损一毫,是矛盾对立的双方。因此,反对悉天下,就得赞成不损一毫。做不到悉天下,就得支持一毛不拔。

    这,岂非逻辑陷阱?

    显然,要想侦破此案,就得问杨朱一个问题:不悉天下,只取一毫,行不行呢?

    可惜没人问过。

    但答案却不难得知。因为按照孟孙阳的逻辑,拔一毫就会断十指,断十指就会奉五脏,奉五脏就会献全身。那么同样,可以取一毫,就可以十毫、百毫、千万毫,最后势必是尽取天下。

    所以,既然一毛不拔,那就一毛不取。

    讲得通吗?

    讲得通。

    实际上,杨朱虽然毫不利人,却也毫不损人。岂止不损人,甚至不损物。杨朱说,智慧之所以可贵,就因为保护自己。武力之所以可鄙,就因为侵犯别人,包括侵犯小动物和自然界。这就叫“智之所贵,存我为贵;力之所贱,侵物为贱”。当然,人类为了生存,不能不利用他人和他物。但,可以利用,不能占有。如果蛮横地私自占有,就叫“横私”(横读去声)。

    横私就是霸占。而且,一切占有都是霸占,因为产权不是我们的。不但小动物和自然界,就连我们自己的身体也不是。那是谁的?天下的。因此,蛮横地占有自己,就叫“横私天下之身”;蛮横地占有自然,就叫“横私天下之物”。

    这两种,都是杨朱反对的。

    那该怎么办?

    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把原本属于天下的还给天下,变成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所有。

    对,天下为公。

    这不是墨子的理想吗?

    正是。杨朱与墨子,分道扬镳,殊途同归。

    实际上墨子与杨朱,就像孟子与韩非,都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孟子与韩非,是民权与君权。孟子捍卫民权,韩非保护君权。墨子与杨朱,是公权与私权。墨子主张公权,杨朱维护私权。他的“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就既是人权宣言,又是维权声明。

    是这样吗?

    当然是。事实上,这句话是有主语的。主语就是“古之人”,即古代领导人。我们知道,借古是为了讽今。因此,它又可以这样翻译:要我牺牲自己满足天下,我不干;你们尽取天下满足自己,也不行。

    这,岂非维权?

    当然是。而且,他维护的还不是笼而统之的民权,而是每个人的个人权利——私权。

    私权重要吗?

    很重要。

    私权是相对于公权而言的。前者叫私权利,后者叫公权力。没有私权利的让渡,公权力就没有合法性,也没有必要性。因此,公权力绝不能侵犯私权利。哪怕你号称大公无私,或者用其他什么名义,也不行。

    没有私权,就不会有公权。

    没有私权,也不会有人权。

    可惜这一点,我们常常忘记,甚至不知道。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

    原因就在我们民族历史上的所有制,既非公有(公共所有),又非私有(个人所有),而是家有(家庭所有,或家族所有)。没有私产(个人财产),哪有私权(个人权利)?

    因此我们的文化内核,必然是“群体意识”(请参看《奠基者》)。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中,讲公权就政治正确,讲私权则难免风险。于是,我们就不敢讲,不想讲,甚至不会讲了。

    由是之故,杨朱的私权论一发表,就震惊天下。同样由于这个原因,他也很快就被污名化和妖魔化。人们一知半解地嘲讽着他的“一毛不拔”,不知道“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才真该是理想。

    承接了杨朱思想血脉的,也许只有庄子。

    庄子是超凡脱俗的,他似乎并没有卷入这场君权与民权、公权与私权的论争。但作为诗人哲学家,他却诗意地思考和回答了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命的价值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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