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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九十二章 正面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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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不会吝惜在和美国反恐怖部门的官员们交际的时候把它带出来。有一次，我带着它去CIA的兰利总部参观（这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美国为了做公关工作当然也是为了进行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像CIA这样的秘密机构也会定期开放自己总部的非保密区域给民众参观，当然我进的还更深入一些）。
我和负责接待我的迈尔斯·帕丁森（前CIA巴黎站的站长，现在是CIA反恐处的副处长）在接待室里聊天，一个中年男人突然走了进来，对他耳语了一阵，他摆了摆手让他出去了。他转过头来笑着对我说，那是我们的保密官员，他似乎认为有人在刺探我们的情报。这个非常聪明的家伙点出了这一点，虽然语言有歧义，不过我已经明白他的所指。不过我还是我行我素无所顾忌地带着这只表，大大咧咧地和美国的反恐怖官员谈论着各种有关反恐怖的机密情报。渐渐地，我发现我的那些跟班要么是因为乏味，要么是因为害怕从我的嘴里再知道什么他们不该知道的东西，也可能是FBI反恐处的人向他们施加了压力，反正对于我的监视开始放松了。这一点在后来得到了证实，我的表被抢走了。
在春节前，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我和小花在公园里散步，一个黑人掏出手枪，要我们拿钱出来，我给了他100美刀，他还拿走了我们的手表。之后，两个FBI特工冲出来把他抓了起来。几天后，他们把钱和处理得干干净净的手表还给了我们。
我向国内发了一份报平安的电报，几天后，部里面派出几个特工来到华盛顿接替几个届满的官员，FBI的注意力被彻底转移走了。现在是和史密斯，我的秘密情报员接触的时候了。春节到了，使馆里陷入了一片忙碌当中，我们要按惯例举行最隆重的使馆招待会，一场情报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中美关系这些年总的来说比较稳定。对于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的兴趣替代了对可能来源于强大中国的竞争的恐惧，这种精英利益集团的共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比较和谐的双边关系在驻美使馆里的表现就是美国的高级官员出席使馆招待会的人数多了起来，一些地方政客还会出席民间举行的庆祝中国传统节日的活动。
尽管CNN等媒体的政治评论员们还在津津乐道于预测未来的国际政治走势，但是我们的春节招待会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或许是因为即将面临大选的考虑，白宫的几位高级官员都借故推辞了我们使馆的邀请，只是派自己的高级助手或者是级别稍低的官员来参加。像国务卿惠勒斯派来了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山姆，山姆正好就带了史密斯一起来，对此我是求之不得。
春节招待会如期举行，我的“夫人”小花因为长得漂亮被招待会负责人借调去做主持人了，而我因为与筹备事务无关而落得个清净。通常这种招待会上，我是可以请几个美国反恐部门的高级官员来出席的，就像武官们要请美国国防部的人过来一样，考虑再三，我还是请了几个人来（这是比较矛盾的，因为我要借此机会和史密斯联络，而如果把那帮家伙请来，一是担心他们会怀疑我和史密斯的接触，二是我还要费心费力地招待他们，但是如果不请他们来，也会让美国佬起疑心，认为我们要搞什么阴谋）。
面对这种有点麻烦的局面，我和现在华盛顿站的站长老陈商量了一下，让他出几个人招待我的客人，另外我们只请反恐部门的人，把美国安全系统的客人限制在一定的数量和范围内（由于肯定要请一些美国安全部门的客人，这对老陈也有好处，这样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不让美国反情报机构的人来使馆，也让我们和那些大大咧咧的美国政府官员交谈时少一点顾忌）。
农历腊月29晚上，招待会如期举行，华盛顿使馆的礼宾大厅大的出奇，来自各国驻美使馆的高级外交官、美国政治经济界的名流来了将近上百人。我国驻美国的李大使致欢迎辞后，大使馆丰盛的中国式小点心和美妙的中国古典音乐让来宾们沉浸其中，流连忘返。我很快找到了史密斯，同他握了握手，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当人们开始为台上的节目所吸引的时候（我们请到了一家来访的中国古典昆曲曲艺团），我向他打了个手势，示意他靠近一点说话。
我说：“陶非凡先生（和他接触的前国安部驻华盛顿站长）让我替他向你问好，我们很感激你一直以来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希望我和你能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
史密斯说：“不必客气，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我当然也很高兴能遇见你这么一位中国朋友。我知道你是安全部门的，我也是协助助理国务卿管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提供国家安全事务咨询意见的人。当然和你们交流会有一些麻烦，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要不这样，我们去看节目吧。中国古老的昆曲艺术是很迷人的。”
史密斯说：“谢谢！不用了，我还有点事，我想我应该告辞了。”
史密斯走出了大使馆，上了自己的车。他的手中拿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你的口袋里有一个小U盘，访问密码是你女儿的生日。里面有一些我的建议。”
大年初三，我从大使馆离开，前一天下了一场雪，路上没有什么车辆。确认没有人跟踪以后，我开车去了市中心附近的一家银行。我在自己租用的保险柜里放进了一些东西。半个小时后，一辆黑色福特轿车停在银行前，一个南美裔中年人进了银行，十分钟后离开了那里。我在原地等了十五分钟，确定没有哪个西装笔挺神情严肃的FBI探员去银行里面问问题后，就离开了。来的人当然是史密斯，他从我指定的地点取走了我给他的一部华为智能手机，当然还有证明这部手机是他购买的收据。
我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人，这一点也被史密斯所认同。如今这个高科技互联网时代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很多的变化，放在我参军进入朝鲜作战的那个时代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
我们的地下工作方式也呈现出这种变化。我们再也不需要像以前的同行们那样，在僻静的墙角里拿粉笔做记号，假装在公园里散步时碰见，把关系国家命运的微缩胶卷藏在树林深处。很多时候用一封加密的电子邮件或者短信息就能把情报传递出去了，当然前提是加密的密钥不能被泄露。
当然不仅仅是我们的手段在变化，我们的对手的监控手段也在变化。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监听任何美国国内的电话，监控美国全国范围内的电子邮件。他们把所有需要注意的目标的声音信号和邮件ID账户等信息记录下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处理受到他们监控的电话和电子邮件等等，不管目标人物用什么电话和电脑，不管是手机、住宅电话、公用电话、个人电脑、IPAD、笔记本电脑等等，只要出现和目标人物的声音及邮件ID账户等个人信息相匹配的信息就会被定位处理。即使不是事先搜集到的目标人物的声音信号和个人信息，如果通话和电子邮件中出现了诸如“爆炸”、“机密”、“圣战”、“国家安全”之类的关键词，也会被记录和处理。
但是短消息是数字代码构成的，既不涉及使用者的声音信号，也不涉及邮件ID账户等个人信息。如果不出现特定规律的字符组合（也就是那些关键字），就不会被跟踪定位。
当然我不会吝惜在和美国反恐怖部门的官员们交际的时候把它带出来。有一次，我带着它去CIA的兰利总部参观（这倒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在美国为了做公关工作当然也是为了进行他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像CIA这样的秘密机构也会定期开放自己总部的非保密区域给民众参观，当然我进的还更深入一些）。
我和负责接待我的迈尔斯·帕丁森（前CIA巴黎站的站长，现在是CIA反恐处的副处长）在接待室里聊天，一个中年男人突然走了进来，对他耳语了一阵，他摆了摆手让他出去了。他转过头来笑着对我说，那是我们的保密官员，他似乎认为有人在刺探我们的情报。这个非常聪明的家伙点出了这一点，虽然语言有歧义，不过我已经明白他的所指。不过我还是我行我素无所顾忌地带着这只表，大大咧咧地和美国的反恐怖官员谈论着各种有关反恐怖的机密情报。渐渐地，我发现我的那些跟班要么是因为乏味，要么是因为害怕从我的嘴里再知道什么他们不该知道的东西，也可能是FBI反恐处的人向他们施加了压力，反正对于我的监视开始放松了。这一点在后来得到了证实，我的表被抢走了。
在春节前，他们最后一次出现在我的视野中，我和小花在公园里散步，一个黑人掏出手枪，要我们拿钱出来，我给了他100美刀，他还拿走了我们的手表。之后，两个FBI特工冲出来把他抓了起来。几天后，他们把钱和处理得干干净净的手表还给了我们。
我向国内发了一份报平安的电报，几天后，部里面派出几个特工来到华盛顿接替几个届满的官员，FBI的注意力被彻底转移走了。现在是和史密斯，我的秘密情报员接触的时候了。春节到了，使馆里陷入了一片忙碌当中，我们要按惯例举行最隆重的使馆招待会，一场情报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中美关系这些年总的来说比较稳定。对于蓬勃发展的中国市场的兴趣替代了对可能来源于强大中国的竞争的恐惧，这种精英利益集团的共识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线。比较和谐的双边关系在驻美使馆里的表现就是美国的高级官员出席使馆招待会的人数多了起来，一些地方政客还会出席民间举行的庆祝中国传统节日的活动。
尽管CNN等媒体的政治评论员们还在津津乐道于预测未来的国际政治走势，但是我们的春节招待会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或许是因为即将面临大选的考虑，白宫的几位高级官员都借故推辞了我们使馆的邀请，只是派自己的高级助手或者是级别稍低的官员来参加。像国务卿惠勒斯派来了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山姆，山姆正好就带了史密斯一起来，对此我是求之不得。
春节招待会如期举行，我的“夫人”小花因为长得漂亮被招待会负责人借调去做主持人了，而我因为与筹备事务无关而落得个清净。通常这种招待会上，我是可以请几个美国反恐部门的高级官员来出席的，就像武官们要请美国国防部的人过来一样，考虑再三，我还是请了几个人来（这是比较矛盾的，因为我要借此机会和史密斯联络，而如果把那帮家伙请来，一是担心他们会怀疑我和史密斯的接触，二是我还要费心费力地招待他们，但是如果不请他们来，也会让美国佬起疑心，认为我们要搞什么阴谋）。
面对这种有点麻烦的局面，我和现在华盛顿站的站长老陈商量了一下，让他出几个人招待我的客人，另外我们只请反恐部门的人，把美国安全系统的客人限制在一定的数量和范围内（由于肯定要请一些美国安全部门的客人，这对老陈也有好处，这样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不让美国反情报机构的人来使馆，也让我们和那些大大咧咧的美国政府官员交谈时少一点顾忌）。
农历腊月29晚上，招待会如期举行，华盛顿使馆的礼宾大厅大的出奇，来自各国驻美使馆的高级外交官、美国政治经济界的名流来了将近上百人。我国驻美国的李大使致欢迎辞后，大使馆丰盛的中国式小点心和美妙的中国古典音乐让来宾们沉浸其中，流连忘返。我很快找到了史密斯，同他握了握手，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当人们开始为台上的节目所吸引的时候（我们请到了一家来访的中国古典昆曲曲艺团），我向他打了个手势，示意他靠近一点说话。
我说：“陶非凡先生（和他接触的前国安部驻华盛顿站长）让我替他向你问好，我们很感激你一直以来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希望我和你能建立起良好的个人关系。”
史密斯说：“不必客气，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我当然也很高兴能遇见你这么一位中国朋友。我知道你是安全部门的，我也是协助助理国务卿管理美国国家安全事务，提供国家安全事务咨询意见的人。当然和你们交流会有一些麻烦，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要不这样，我们去看节目吧。中国古老的昆曲艺术是很迷人的。”
史密斯说：“谢谢！不用了，我还有点事，我想我应该告辞了。”
史密斯走出了大使馆，上了自己的车。他的手中拿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你的口袋里有一个小U盘，访问密码是你女儿的生日。里面有一些我的建议。”
大年初三，我从大使馆离开，前一天下了一场雪，路上没有什么车辆。确认没有人跟踪以后，我开车去了市中心附近的一家银行。我在自己租用的保险柜里放进了一些东西。半个小时后，一辆黑色福特轿车停在银行前，一个南美裔中年人进了银行，十分钟后离开了那里。我在原地等了十五分钟，确定没有哪个西装笔挺神情严肃的FBI探员去银行里面问问题后，就离开了。来的人当然是史密斯，他从我指定的地点取走了我给他的一部华为智能手机，当然还有证明这部手机是他购买的收据。
我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人，这一点也被史密斯所认同。如今这个高科技互联网时代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很多的变化，放在我参军进入朝鲜作战的那个时代简直是想都不敢想的。
我们的地下工作方式也呈现出这种变化。我们再也不需要像以前的同行们那样，在僻静的墙角里拿粉笔做记号，假装在公园里散步时碰见，把关系国家命运的微缩胶卷藏在树林深处。很多时候用一封加密的电子邮件或者短信息就能把情报传递出去了，当然前提是加密的密钥不能被泄露。
当然不仅仅是我们的手段在变化，我们的对手的监控手段也在变化。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监听任何美国国内的电话，监控美国全国范围内的电子邮件。他们把所有需要注意的目标的声音信号和邮件ID账户等信息记录下来，通过超级计算机处理受到他们监控的电话和电子邮件等等，不管目标人物用什么电话和电脑，不管是手机、住宅电话、公用电话、个人电脑、IPAD、笔记本电脑等等，只要出现和目标人物的声音及邮件ID账户等个人信息相匹配的信息就会被定位处理。即使不是事先搜集到的目标人物的声音信号和个人信息，如果通话和电子邮件中出现了诸如“爆炸”、“机密”、“圣战”、“国家安全”之类的关键词，也会被记录和处理。
但是短消息是数字代码构成的，既不涉及使用者的声音信号，也不涉及邮件ID账户等个人信息。如果不出现特定规律的字符组合（也就是那些关键字），就不会被跟踪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