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3章 接孩子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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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事休息后,我们去超市买了菜。
把菜拿回家后,妻子华莉负责在家里做菜,我负责去学校接孩子。
学校门口站了很多家长,马路边上也停满了接孩子的车,两边的双行道都变成了单行道。尽管交通警察很熟练地指挥着车辆通行,但两边都只剩下一股道,所以车辆堵塞严重,行驶非常缓慢。尽管省城早就禁止了鸣放喇叭,但一些司机依然不耐烦地按起了喇叭。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时不时传来,使道路更显拥挤。
我离开省城的日子里,孩子上学放学一直是华莉送接。因为孩子放学的时间,比华莉下班的时间要早。孩子总是自觉地在教室做半个小时左右的作业,再等华莉来接。若是华莉有事,就请外公外婆接。
省城车辆较多,道路拥挤,容易出现安全事故。加之人员流动性较大,成分复杂,担心孩子被人骗走拐走。所以,孩子每次上学放学,是一定要有大人在场的。
其实,孩子放学,早接还是晚接,是很有学问的。每到放学时分,有的孩子被早早接走,一脸高兴。有的孩子则苦苦等待,闷闷不乐。我们家长要做到的是按时接孩子,不要去争做第一个接的人。
晚接孩子肯定不好,学校门口只剩几个孩子时,孩子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如若长期如此,孩子内心的孤独和焦虑会被放大。最终的结果,便会养成孩子内心懦弱的个性。
早接的益处比晚接的益处要大,那些被按时接走的孩子,则会感受到自己被重视,容易变得自信、乐观。不过,家长争做第一个来接的,也不好。如果孩子每天都是第一个被接走,可能会养成骄傲、虚荣的性格。而且,如果哪天不是第一个被接走,心里的落差会更大。
我没有调到月光县工作时,我的工作在省委政策研究室,华莉在省妇联,工作比较而言单纯些。领导对上下班时间,也要求的没有那么严。对于早一点下班接孩子,领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照不宣,没有什么管。
我们两口子完全可以做到,在孩子放学时,能正常来接孩子。我们不是第一个来接孩子的,也不是最后一个来接的。我们就像省城千千万万的家庭一样,“裹挟”在接孩子的洪流中。
我离开省城后,接送孩子的任务就落到华莉一个人头上了。用华莉自己的话说,就是连一个换手的人都没有。
华莉看似柔弱,但性格坚强。她不愿意求人,她想让自己的父母好好安度晚年,不愿意让父母替她来接孩子。除非出差或者有事走不开,不得不请父母帮助接孩子。
我的家在农村,实话实说,跟她的家庭还是有些差别的。我的父母还要干农活,不可能不干农活来接孩子,她也没有指望我父母来帮她。我的父母跟她还有些生活上的差异,即便来了,我估计肯定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磕磕绊绊的事发生,一直和睦相处的概率恐怕也不高。尽管华莉在我们家,非常受尊敬。
有时,我也替华莉“抱屈”,干嘛找我这个农村来的老公啊?她的条件那么好,找一个城里的老公多好啊。孩子基本上由双方的父母包办了,自己多轻松啊。或者,找一个有钱的老公啊,包括接送孩子、买菜做饭都可以通过钱来解决啊。
华莉找我,实打实是嫁给了爱情。我当初也是的,也是从爱情出发,没有替她好好考虑一下。摆明家庭的差异,摆明嫁给我,可能日子不会过的很好。你看现在,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中,高迎春、杨明亮、梁刚都比她的日子过的好。
不谈别的,就说买菜做饭、接送孩子,高迎春双方的父母是抢着接送,抢着做饭,不要高迎春操一点心。梁刚家同样如此,虽然两个孩子,但双方的父母还是都愿意照顾孩子,他们家也请了保姆,不要梁刚两口子操什么心。
在北京的杨明亮两口子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把孩子交给双方老人,自己像初恋情人一样,屁颠屁颠地到处玩,日子过的自由自在,潇洒的很。
我除了挣钱比他们少、上交的少外,华莉还承担着巨大的风险。这个巨大的风险来源于我这里,来源于我现在的工作,来源于我仍然没有理清、理顺的月光县。
为了维护五十万群众的利益,我不得不得罪那些“权贵们”,那些“权贵们”,那些“既得利益者”不可能俯首就擒,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防止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追究,为了避免自己受到惩罚,必然会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是拼死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可能会无所不用其极,这就不仅让我处在风口浪尖上,而且还有可能让包括华莉在内的家人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中。
但我不能退却,我只能义无反顾,奋力前行。
而我,不能同流合污,不能贪腐,我必须维持并捍卫正义,这是我的底线,也是华莉的底线。这就意味着,我挣不到什么钱,我必然会使我和我的家庭处于危险的境地中。
实话实说,不是我自己瞧不起我自己和我的家庭,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说,华莉找我,确定是找亏了。
还是说孩子的事吧,华莉自己不能经常化、制度化的提前下班来接孩子,所以,只能晚点来接孩子。
好在她不愧是干妇女工作的,她跟孩子的老师沟通的很顺畅,在她和老师的双重工作下,晚点来接孩子,孩子也觉得心安理得,放学后就自觉地在教室看书或者做作业,等着华莉到教室来找她。孩子没有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内心的孤独和焦虑也没有放大,更没有养成内心懦弱的性格。
接孩子的家长大军走得差不多了,我的孩子还不知道我会来接她,她不会下课后直接从教室出来。
我决定到教室来找她。
我刚进校门,就被保安拦住了。
“这位家长,你找谁?”保安问。
“我接孩子啊。”我说。
“到门口等着,哪有进学校接孩子的?一点规矩都不懂。”保安说。
“可我孩子不知道走出来啊。”我说。
“你这个家长,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人家的孩子都知道出来,你的孩子怎么就不知道出来呢?”保安说。
“我没跟孩子说啊。”
“没跟孩子说,是你家长的责任啊。”
“是我的责任啊,这不,我才进去接啊。”
“我们学校有规定,孩子放学时,不能进学校里面接,只能站在学校门口接。”
“我这不是特殊吗?”
“什么特殊不特殊的,接孩子都是家长的本分,哪有什么特殊啊。”
“我不进去,孩子不知道我来了啊。”
“不知道活该,孩子上学的时候,为什么不提前交代清楚啊?”保安说。
“孩子上学的时候,是她外婆送的啊。”我说。
“那外婆怎么没有交代清楚呢?”
“外婆没想到我会来接啊。”
“外婆没有想到,那叫外婆自己来接啊。”
“外婆以为是孩子的妈妈来接啊。”
“那要孩子的妈妈来接啊。”
“孩子的妈妈今天有事,来不了啊,我来不是一样吗?”
“你来是一样,但你在校门口等啊,进学校里面来干什么啊?”
“我不进去,孩子在教室做作业,不知道出来啊。”
“人家的孩子都能出来,你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自己出来呢?”
“平时一般是她妈妈来接,她妈妈下班晚,不能放学来接她,需要孩子在教室里边做作业边等啊。”我说。
“那你就让她做作业啊。”保安说。
“她做作业是为了等家长来接她,现在家长已经来了,就不用等啊。”
“来了就来了,来了就在校门口等啊。”
“孩子已经放学了,我已经来了,就用不着等啊。”
“那你想干什么啊?”
“不是说了吗?到教室去叫她出来啊。”
“我们学校有规定,你不能进教室。”
“那我怎么叫她?”
“我怎么知道?”
“我变通一下,行吗?”
“怎么变通?”保安问。
“我跟你站一下岗,你帮我叫一下,行吗?”我说。
“不行,我怎么能离开工作岗位呢?扣了工资、奖金算谁的?”
“算我的啊。”
“算你的?我认都不认识你,怎么算你的?睁着眼睛说瞎话。”
“那我把身份证放在你这里,等我接了孩子再找你拿,行了吧?”
“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我不能私自把你放进来啊。”
“你说说,我怎么样才能进来啊?”我问。
“那你叫校长写个条。”保安说。
“我进不去,怎么叫校长写条子啊?”
“你怎么这么笨啊,跟校长打个电话,让校长跟我打电话,不就行了吗?”
“我没有校长的电话啊。”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你把校长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来打,行吗?”
“我一个做保安的,怎么会有校长的电话号码呢?再说了,即便有电话号码,我又不认识你,也不会告诉你啊。”
“那你说怎么办?”
“你问我,我问谁去?”保安说。
“要不,你放我进去,我去找孩子的老师,让孩子的老师证明一下?”我说。
稍事休息后,我们去超市买了菜。
把菜拿回家后,妻子华莉负责在家里做菜,我负责去学校接孩子。
学校门口站了很多家长,马路边上也停满了接孩子的车,两边的双行道都变成了单行道。尽管交通警察很熟练地指挥着车辆通行,但两边都只剩下一股道,所以车辆堵塞严重,行驶非常缓慢。尽管省城早就禁止了鸣放喇叭,但一些司机依然不耐烦地按起了喇叭。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时不时传来,使道路更显拥挤。
我离开省城的日子里,孩子上学放学一直是华莉送接。因为孩子放学的时间,比华莉下班的时间要早。孩子总是自觉地在教室做半个小时左右的作业,再等华莉来接。若是华莉有事,就请外公外婆接。
省城车辆较多,道路拥挤,容易出现安全事故。加之人员流动性较大,成分复杂,担心孩子被人骗走拐走。所以,孩子每次上学放学,是一定要有大人在场的。
其实,孩子放学,早接还是晚接,是很有学问的。每到放学时分,有的孩子被早早接走,一脸高兴。有的孩子则苦苦等待,闷闷不乐。我们家长要做到的是按时接孩子,不要去争做第一个接的人。
晚接孩子肯定不好,学校门口只剩几个孩子时,孩子会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如若长期如此,孩子内心的孤独和焦虑会被放大。最终的结果,便会养成孩子内心懦弱的个性。
早接的益处比晚接的益处要大,那些被按时接走的孩子,则会感受到自己被重视,容易变得自信、乐观。不过,家长争做第一个来接的,也不好。如果孩子每天都是第一个被接走,可能会养成骄傲、虚荣的性格。而且,如果哪天不是第一个被接走,心里的落差会更大。
我没有调到月光县工作时,我的工作在省委政策研究室,华莉在省妇联,工作比较而言单纯些。领导对上下班时间,也要求的没有那么严。对于早一点下班接孩子,领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照不宣,没有什么管。
我们两口子完全可以做到,在孩子放学时,能正常来接孩子。我们不是第一个来接孩子的,也不是最后一个来接的。我们就像省城千千万万的家庭一样,“裹挟”在接孩子的洪流中。
我离开省城后,接送孩子的任务就落到华莉一个人头上了。用华莉自己的话说,就是连一个换手的人都没有。
华莉看似柔弱,但性格坚强。她不愿意求人,她想让自己的父母好好安度晚年,不愿意让父母替她来接孩子。除非出差或者有事走不开,不得不请父母帮助接孩子。
我的家在农村,实话实说,跟她的家庭还是有些差别的。我的父母还要干农活,不可能不干农活来接孩子,她也没有指望我父母来帮她。我的父母跟她还有些生活上的差异,即便来了,我估计肯定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磕磕绊绊的事发生,一直和睦相处的概率恐怕也不高。尽管华莉在我们家,非常受尊敬。
有时,我也替华莉“抱屈”,干嘛找我这个农村来的老公啊?她的条件那么好,找一个城里的老公多好啊。孩子基本上由双方的父母包办了,自己多轻松啊。或者,找一个有钱的老公啊,包括接送孩子、买菜做饭都可以通过钱来解决啊。
华莉找我,实打实是嫁给了爱情。我当初也是的,也是从爱情出发,没有替她好好考虑一下。摆明家庭的差异,摆明嫁给我,可能日子不会过的很好。你看现在,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中,高迎春、杨明亮、梁刚都比她的日子过的好。
不谈别的,就说买菜做饭、接送孩子,高迎春双方的父母是抢着接送,抢着做饭,不要高迎春操一点心。梁刚家同样如此,虽然两个孩子,但双方的父母还是都愿意照顾孩子,他们家也请了保姆,不要梁刚两口子操什么心。
在北京的杨明亮两口子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把孩子交给双方老人,自己像初恋情人一样,屁颠屁颠地到处玩,日子过的自由自在,潇洒的很。
我除了挣钱比他们少、上交的少外,华莉还承担着巨大的风险。这个巨大的风险来源于我这里,来源于我现在的工作,来源于我仍然没有理清、理顺的月光县。
为了维护五十万群众的利益,我不得不得罪那些“权贵们”,那些“权贵们”,那些“既得利益者”不可能俯首就擒,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防止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追究,为了避免自己受到惩罚,必然会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利益,甚至是拼死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可能会无所不用其极,这就不仅让我处在风口浪尖上,而且还有可能让包括华莉在内的家人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中。
但我不能退却,我只能义无反顾,奋力前行。
而我,不能同流合污,不能贪腐,我必须维持并捍卫正义,这是我的底线,也是华莉的底线。这就意味着,我挣不到什么钱,我必然会使我和我的家庭处于危险的境地中。
实话实说,不是我自己瞧不起我自己和我的家庭,无论从那个方面来说,华莉找我,确定是找亏了。
还是说孩子的事吧,华莉自己不能经常化、制度化的提前下班来接孩子,所以,只能晚点来接孩子。
好在她不愧是干妇女工作的,她跟孩子的老师沟通的很顺畅,在她和老师的双重工作下,晚点来接孩子,孩子也觉得心安理得,放学后就自觉地在教室看书或者做作业,等着华莉到教室来找她。孩子没有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内心的孤独和焦虑也没有放大,更没有养成内心懦弱的性格。
接孩子的家长大军走得差不多了,我的孩子还不知道我会来接她,她不会下课后直接从教室出来。
我决定到教室来找她。
我刚进校门,就被保安拦住了。
“这位家长,你找谁?”保安问。
“我接孩子啊。”我说。
“到门口等着,哪有进学校接孩子的?一点规矩都不懂。”保安说。
“可我孩子不知道走出来啊。”我说。
“你这个家长,是怎么教育孩子的?人家的孩子都知道出来,你的孩子怎么就不知道出来呢?”保安说。
“我没跟孩子说啊。”
“没跟孩子说,是你家长的责任啊。”
“是我的责任啊,这不,我才进去接啊。”
“我们学校有规定,孩子放学时,不能进学校里面接,只能站在学校门口接。”
“我这不是特殊吗?”
“什么特殊不特殊的,接孩子都是家长的本分,哪有什么特殊啊。”
“我不进去,孩子不知道我来了啊。”
“不知道活该,孩子上学的时候,为什么不提前交代清楚啊?”保安说。
“孩子上学的时候,是她外婆送的啊。”我说。
“那外婆怎么没有交代清楚呢?”
“外婆没想到我会来接啊。”
“外婆没有想到,那叫外婆自己来接啊。”
“外婆以为是孩子的妈妈来接啊。”
“那要孩子的妈妈来接啊。”
“孩子的妈妈今天有事,来不了啊,我来不是一样吗?”
“你来是一样,但你在校门口等啊,进学校里面来干什么啊?”
“我不进去,孩子在教室做作业,不知道出来啊。”
“人家的孩子都能出来,你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自己出来呢?”
“平时一般是她妈妈来接,她妈妈下班晚,不能放学来接她,需要孩子在教室里边做作业边等啊。”我说。
“那你就让她做作业啊。”保安说。
“她做作业是为了等家长来接她,现在家长已经来了,就不用等啊。”
“来了就来了,来了就在校门口等啊。”
“孩子已经放学了,我已经来了,就用不着等啊。”
“那你想干什么啊?”
“不是说了吗?到教室去叫她出来啊。”
“我们学校有规定,你不能进教室。”
“那我怎么叫她?”
“我怎么知道?”
“我变通一下,行吗?”
“怎么变通?”保安问。
“我跟你站一下岗,你帮我叫一下,行吗?”我说。
“不行,我怎么能离开工作岗位呢?扣了工资、奖金算谁的?”
“算我的啊。”
“算你的?我认都不认识你,怎么算你的?睁着眼睛说瞎话。”
“那我把身份证放在你这里,等我接了孩子再找你拿,行了吧?”
“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我不能私自把你放进来啊。”
“你说说,我怎么样才能进来啊?”我问。
“那你叫校长写个条。”保安说。
“我进不去,怎么叫校长写条子啊?”
“你怎么这么笨啊,跟校长打个电话,让校长跟我打电话,不就行了吗?”
“我没有校长的电话啊。”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你把校长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来打,行吗?”
“我一个做保安的,怎么会有校长的电话号码呢?再说了,即便有电话号码,我又不认识你,也不会告诉你啊。”
“那你说怎么办?”
“你问我,我问谁去?”保安说。
“要不,你放我进去,我去找孩子的老师,让孩子的老师证明一下?”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