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死魂灵（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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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你们有没有调查过我，我是白手起家，父母都是农民。我上初中前，几乎没有离开过我们村子，枋径村，你们肯定没听过，在桐州靠西北边的一个镇里。”
一提到桐州，赵苏漾就想起几个月前自己和一琴在龙葳古城旅游时遇到的觋族火灾案。不过，桐州那么大，小小一个村，如果不出点特别的事情，谁会知道？
地名也同样引起了岑戈的注意，他抬眼望向赵苏漾，正好，她也朝这里看来，四目相对，她心知肚明地微微一笑，低下了头。岑戈想起她当时心心念念的“兴奋剂”，不禁也莞尔。不知那时她能不能想到，几个月后的今天，两个人坐在同一间审讯室里，再次为了一个案子而殚精竭虑。
“我们家很穷，底下还有一对龙凤胎的弟弟妹妹，不过，很不幸，他们在很小的时候生了场病，都没了……我爸身体不好，干不了体力活，一年365天有300天都病躺在床上。”董佳益放松了些，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平放在跟前的小桌子上，“初中我是去镇里上的，高中去了县里的一中。毫不夸张地说，我读书很刻苦，因为我知道自己不能一辈子留在村里，靠种菜种果园为生。可是我考上首都的一所重点大学时，跟所有贫困生一样，学费和生活费的问题摆在了我父母和我面前，那时比较早，助学贷款什么的，我们不懂。这些费用是村长帮忙解决的，村里人你家五十我家一百地凑，我妈欠条一张张写，连二十块钱的都写，最后总算凑齐了。我去上大学后，家里又少了一个劳动力，生活更不好了。我没闲着，勤工俭学，一点一点地还村里人的钱。”
同样是欠着学费，前几天抓获的“划脸男”尹斌和董佳益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一个好吃懒做，能拖就拖，不能拖就怪学校怪社会；一个勤工俭学，辛辛苦苦如滴水穿石地还着。侦办尹斌案的赵苏漾感触颇多，尹斌又懒又可恶，可犯下的罪行比当初勤工俭学的董佳益轻许多。世事多变，用曾经的行为来评判今天的罪犯，看上去毫无价值。
“我推销过牛奶、英语报纸、手机卡，还做过很多，我也忘记了。”董佳益摇了摇头，接着说：“反正，钱我是一点一点还完了。毕业后我找到一份工作，收入还可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东西就不一样了。有些老乡写信或者打电话给我，问我借钱。”
正在记录的赵苏漾抬头看了看他，觉得他眼中的冷峻更甚。
“那时，对于他们，我是怀着感恩之心的，年轻啊，讲义气，讲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甚至觉得，为了偿还他们的恩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毕竟当年没有他们凑钱给我交第一年的学费，我连大学都上不了。他们只要开口，我就借给他们，一开始，一百两百的，没打借条，也没说什么时候还，我咬咬牙也就自己挺过去了，毕竟钱可以再赚，大不了吃得差点就是了。村长也找过我，说要修条路，让我出资3000，我也交了。我刚把钱给他不到一个月，我爸生了场重病，我把他接到首都医院，可我手头基本没什么存款，只能先向我的同学、同事借，好不容易把我爸的住院费那些给垫了。我爸的病好了回去，我妈又病了，还得治。等我把我妈送回村里，村里人夸我孝顺之外，觉得我有本事，有钱，父母连着生病，还能这么快治好。他们不知道我那时过得多拮据，欠了别人将近两万块钱。那时的两万是笔巨款，我不吃不喝拿半年工资才能还上。我又为钱发愁，刚好我有个同学在长宁，说有个项目问我愿不愿意辞职跟他一起干，回报率很高，我答应了，因为我得赶紧把人家的钱还上。我搬家那阵，连续吃了一个月的泡面，别说肠胃怎么样，膝盖都发炎水肿了。我都这样了，还是陆续有一两个老乡问我借钱，一开口就是一两千，说家里要办喜事缺钱。我实在没钱给，他们可能去我家对我父母说了什么讽刺打击的话，我妈哭着给我打电话，骂我不能这样没良心，忘恩负义。”
商鸿朗有些动容，眉头微皱，眼神复杂地望着他。如果不是心理变态，人不会无缘无故以残害他人为乐，董佳益这段不为人知的灰暗过去，或许就是导致他走向极端的导火线。
董佳益深吸一口气，慢慢地吐出来，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包烟，很有礼貌地看向赵苏漾，“不好意思，我能不能抽根烟？”
“呃……行。”赵苏漾点点头。她入行不久，像这样彬彬有礼的罪犯，十分少见。不过，她码字时，心理越扭曲的人，就越描写得风度翩翩，这种反差感她也不算完全没经历过。
商鸿朗高兴了，把夹在耳朵上的烟也拿下来，正要点，余光瞥见岑戈偏头直直看着他，那眼神挺严厉的，就默默把烟放到了桌面上。
一根二手烟和两根二手烟有区别吗？显然，某人认为有。
“谢谢。”董佳益颔首，点着了烟。
“我最后还是把钱给了他们。”他夹着烟，见桌上没有烟灰缸，就用口袋里掏出一张自己的名片，讽刺地笑了笑，把烟灰掸在背面，“可能是因为幸运，我跟我的同学合作的那个项目赚了一大笔钱，可以说是‘第一桶金’，我也摸到了一点门道，决定以后自己单干。在这期间，老家的人但凡有什么要求，其实就是借钱，我有求必应，尽管我知道他们从我这里拿到的钱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我爸妈向他们筹借的学费。我成了‘提款机’一样的人，肩负着全村人的生活开支，我答应‘借给’他们的钱，晚一两天没到账，他们直接找我爸妈问。我问我爸妈，你们不觉得村里人有点过分吗？他们老实巴交的，只跟我讲，村长说了，我是全村人供出来的大学生，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我的一切都是村里人给的，该还，就要还。”
“这也太过分了。”商鸿朗嫌弃道，“强盗逻辑！道德绑架！”
对于探员的认同，董佳益不以为意，望着天花板一角，眼神淡漠、语气平淡地说：“从一开始的几百，到后来说要盖房子缺的几万，我做生意赚了不少钱，渐渐觉得这些钱不是个负担，可他们三天两头的要钱已经让我心中的感恩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的耐性都是有限的，我给他们钱，就是在打发乞丐。我们那个村一直富不起来，大抵跟村里人习惯于向乡里要贫困拨款、向我要钱有关。可是，人言可畏，我爸妈还住在村里，村里人的言论对他们二老来说比什么都重要，那是他们的‘名声’。我想过要把他们接过来，可他们住了几天就嚷着要回去，说钢筋水泥的楼房，邻居碰面招呼都不打，太不习惯，坚决不肯留下。”
有的人仗着自己曾经给人的一点恩惠，就觉得别人应该倾其所有一辈子报恩，得寸进尺。甚至认为，因为你富有，我贫穷，你就应该帮助我，不帮就是你为富不仁，丧尽天良。当这种观念盘踞于一群人的意识形态里，就会演变为十分可怕的价值观，让那个被他们这样要求的人痛苦不堪。
要钱果然只是一个开端，董佳益说，村里人求他办事，生病了，就千里迢迢拖家带口跑到长宁来要求住在市医院，还不能是普通病房。一个人住院，其他人就住在他家，跟旅游似的，让他出钱玩遍吃遍长宁。有时一顿豪华大餐后，几个村民咬着牙签，眼神清高，“其实大城市的东西也没什么好吃，不如我们原汁原味的土菜！”董佳益只能赔笑。
一个病好了，回去一宣传，老董家的儿子怎么有本事，怎么有票子，长宁怎么繁华怎么好玩，一个月至少两拨人到他家落脚，胡吃海喝，临走前带得带点什么洋酒好烟。
他父母的“地位”在枋径村高得要命，基本没有劳动能力的父亲还当上了挂名副村长。别说村里，连乡镇、县里都有人过来攀亲戚，这种“荣耀”对老董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乡里的学校要翻新，董佳益，你这个大企业家能不能赞助些，你可是我们乡里学校培养出来的呀。
县里的图书馆要增购些东西，董佳益，你这个大企业家是不是该捐些书桌书柜，没有我们县一中，你也考不上大学不是？感谢信已经寄到你老父母那儿去了，捐不捐的，你看着办。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董佳益的一双老父母享受村里、镇里人不知真假的尊重目光，住进了新盖的二层小楼，也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儿子有本事，却不知道董佳益在恩情和厌恶的包夹下渐渐患上了抑郁症。
“抑郁症使我总是觉得自己走在一片看不见尽头的荒漠里，我经常浏览一些鼓吹自杀的论坛和悲观厌世的帖子，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一直用药控制着，最严重时，我重金聘请的顶尖Psychological doctor（心理医生）一周过来三次。”董佳益的一支烟燃到了尽头，快烫了手才晓得摁灭。他摘下昂贵的Breguet手表，左手腕上狰狞的割腕疤痕清晰地暴露出来。“我的灵魂已经死了，肉体还活着罢了。在我眼中，他们也是一样，只是可供买卖的奴隶。”
“不知你们有没有调查过我，我是白手起家，父母都是农民。我上初中前，几乎没有离开过我们村子，枋径村，你们肯定没听过，在桐州靠西北边的一个镇里。”
一提到桐州，赵苏漾就想起几个月前自己和一琴在龙葳古城旅游时遇到的觋族火灾案。不过，桐州那么大，小小一个村，如果不出点特别的事情，谁会知道？
地名也同样引起了岑戈的注意，他抬眼望向赵苏漾，正好，她也朝这里看来，四目相对，她心知肚明地微微一笑，低下了头。岑戈想起她当时心心念念的“兴奋剂”，不禁也莞尔。不知那时她能不能想到，几个月后的今天，两个人坐在同一间审讯室里，再次为了一个案子而殚精竭虑。
“我们家很穷，底下还有一对龙凤胎的弟弟妹妹，不过，很不幸，他们在很小的时候生了场病，都没了……我爸身体不好，干不了体力活，一年365天有300天都病躺在床上。”董佳益放松了些，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叠平放在跟前的小桌子上，“初中我是去镇里上的，高中去了县里的一中。毫不夸张地说，我读书很刻苦，因为我知道自己不能一辈子留在村里，靠种菜种果园为生。可是我考上首都的一所重点大学时，跟所有贫困生一样，学费和生活费的问题摆在了我父母和我面前，那时比较早，助学贷款什么的，我们不懂。这些费用是村长帮忙解决的，村里人你家五十我家一百地凑，我妈欠条一张张写，连二十块钱的都写，最后总算凑齐了。我去上大学后，家里又少了一个劳动力，生活更不好了。我没闲着，勤工俭学，一点一点地还村里人的钱。”
同样是欠着学费，前几天抓获的“划脸男”尹斌和董佳益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一个好吃懒做，能拖就拖，不能拖就怪学校怪社会；一个勤工俭学，辛辛苦苦如滴水穿石地还着。侦办尹斌案的赵苏漾感触颇多，尹斌又懒又可恶，可犯下的罪行比当初勤工俭学的董佳益轻许多。世事多变，用曾经的行为来评判今天的罪犯，看上去毫无价值。
“我推销过牛奶、英语报纸、手机卡，还做过很多，我也忘记了。”董佳益摇了摇头，接着说：“反正，钱我是一点一点还完了。毕业后我找到一份工作，收入还可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很多东西就不一样了。有些老乡写信或者打电话给我，问我借钱。”
正在记录的赵苏漾抬头看了看他，觉得他眼中的冷峻更甚。
“那时，对于他们，我是怀着感恩之心的，年轻啊，讲义气，讲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甚至觉得，为了偿还他们的恩情，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毕竟当年没有他们凑钱给我交第一年的学费，我连大学都上不了。他们只要开口，我就借给他们，一开始，一百两百的，没打借条，也没说什么时候还，我咬咬牙也就自己挺过去了，毕竟钱可以再赚，大不了吃得差点就是了。村长也找过我，说要修条路，让我出资3000，我也交了。我刚把钱给他不到一个月，我爸生了场重病，我把他接到首都医院，可我手头基本没什么存款，只能先向我的同学、同事借，好不容易把我爸的住院费那些给垫了。我爸的病好了回去，我妈又病了，还得治。等我把我妈送回村里，村里人夸我孝顺之外，觉得我有本事，有钱，父母连着生病，还能这么快治好。他们不知道我那时过得多拮据，欠了别人将近两万块钱。那时的两万是笔巨款，我不吃不喝拿半年工资才能还上。我又为钱发愁，刚好我有个同学在长宁，说有个项目问我愿不愿意辞职跟他一起干，回报率很高，我答应了，因为我得赶紧把人家的钱还上。我搬家那阵，连续吃了一个月的泡面，别说肠胃怎么样，膝盖都发炎水肿了。我都这样了，还是陆续有一两个老乡问我借钱，一开口就是一两千，说家里要办喜事缺钱。我实在没钱给，他们可能去我家对我父母说了什么讽刺打击的话，我妈哭着给我打电话，骂我不能这样没良心，忘恩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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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佳益深吸一口气，慢慢地吐出来，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包烟，很有礼貌地看向赵苏漾，“不好意思，我能不能抽根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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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探员的认同，董佳益不以为意，望着天花板一角，眼神淡漠、语气平淡地说：“从一开始的几百，到后来说要盖房子缺的几万，我做生意赚了不少钱，渐渐觉得这些钱不是个负担，可他们三天两头的要钱已经让我心中的感恩消失得无影无踪。人的耐性都是有限的，我给他们钱，就是在打发乞丐。我们那个村一直富不起来，大抵跟村里人习惯于向乡里要贫困拨款、向我要钱有关。可是，人言可畏，我爸妈还住在村里，村里人的言论对他们二老来说比什么都重要，那是他们的‘名声’。我想过要把他们接过来，可他们住了几天就嚷着要回去，说钢筋水泥的楼房，邻居碰面招呼都不打，太不习惯，坚决不肯留下。”
有的人仗着自己曾经给人的一点恩惠，就觉得别人应该倾其所有一辈子报恩，得寸进尺。甚至认为，因为你富有，我贫穷，你就应该帮助我，不帮就是你为富不仁，丧尽天良。当这种观念盘踞于一群人的意识形态里，就会演变为十分可怕的价值观，让那个被他们这样要求的人痛苦不堪。
要钱果然只是一个开端，董佳益说，村里人求他办事，生病了，就千里迢迢拖家带口跑到长宁来要求住在市医院，还不能是普通病房。一个人住院，其他人就住在他家，跟旅游似的，让他出钱玩遍吃遍长宁。有时一顿豪华大餐后，几个村民咬着牙签，眼神清高，“其实大城市的东西也没什么好吃，不如我们原汁原味的土菜！”董佳益只能赔笑。
一个病好了，回去一宣传，老董家的儿子怎么有本事，怎么有票子，长宁怎么繁华怎么好玩，一个月至少两拨人到他家落脚，胡吃海喝，临走前带得带点什么洋酒好烟。
他父母的“地位”在枋径村高得要命，基本没有劳动能力的父亲还当上了挂名副村长。别说村里，连乡镇、县里都有人过来攀亲戚，这种“荣耀”对老董家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乡里的学校要翻新，董佳益，你这个大企业家能不能赞助些，你可是我们乡里学校培养出来的呀。
县里的图书馆要增购些东西，董佳益，你这个大企业家是不是该捐些书桌书柜，没有我们县一中，你也考不上大学不是？感谢信已经寄到你老父母那儿去了，捐不捐的，你看着办。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董佳益的一双老父母享受村里、镇里人不知真假的尊重目光，住进了新盖的二层小楼，也越来越觉得自己的儿子有本事，却不知道董佳益在恩情和厌恶的包夹下渐渐患上了抑郁症。
“抑郁症使我总是觉得自己走在一片看不见尽头的荒漠里，我经常浏览一些鼓吹自杀的论坛和悲观厌世的帖子，我的抑郁越来越严重，一直用药控制着，最严重时，我重金聘请的顶尖Psychological doctor（心理医生）一周过来三次。”董佳益的一支烟燃到了尽头，快烫了手才晓得摁灭。他摘下昂贵的Breguet手表，左手腕上狰狞的割腕疤痕清晰地暴露出来。“我的灵魂已经死了，肉体还活着罢了。在我眼中，他们也是一样，只是可供买卖的奴隶。”